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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工业挽歌与工人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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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猛导演的《钢的琴》通过讲述父亲为女儿“造钢琴”的荒诞故事,展现了工业转型时期普通工人的痛苦与无奈。这部影片一方面融合了歌舞、音乐等浪漫元素,另一方面也对老工业区的场景与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还原,颇具现实主义的真实感,浪漫与现实的高度融合促使《钢的琴》这部电影不仅具有很高的现实反思意识,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对劳动者的激情、理想与情怀的高度赞扬,为当下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精神指引。

[关键词]《钢的琴》;工业;荒诞;工人群体;理想

2011年,张猛导演的影片《钢的琴》在上映后引发无数讨论,这部低成本国产文艺片口碑颇佳,并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张猛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在《钢的琴》之前仅导演过一部长片《耳朵大有福》,但他却以五百万的极低成本为观众带来了一部视听语言极具风格化的流畅的叙事作品,成为2011年中国影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电影《钢的琴》中,张猛从自身经历出发,为观众展现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小城工业转型时的生活图景,对逝去的传统工业的缅怀令人感动但不溺于悲伤,对产业工人的现实遭际流露关怀但未过度煽情。这部电影的情节很简单,陈桂林是一个下岗工人,为谋生计组建了一支小乐队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小菊之前跟卖假药的商人跑了,这时却重新回来和他争夺女儿小元的抚养权,小元说谁给她买钢琴她就跟谁走,由此陈桂林经历了在木板上画钢琴、借钱买钢琴、偷钢琴和造钢琴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讲述亲情的影片,陈桂林对小元深沉的父爱令人动容,自己缺失的东西他千方百计想要让女儿获得,因此,为了让女儿能够学钢琴他不惜一切代价。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考量,陈桂林是在打一场必输的战役,他的妻子小菊认为他不能为小元提供更好的教育,陈桂林的情人淑芬甚至也认为孩子跟着妈妈走能够幸福,并不是说陈桂林给孩子的爱不够,而是他的经济能力有限。现实的标准就是这样残酷,因此,在陈桂林造琴的过程中,整部电影的内核逐渐从亲情的表达转变成了理想的追述。

从根本上说,《钢的琴》的亲情主题只是一个外壳,亲情作为主人公行动的出发点,更多地起到一个触发的作用,而从影片的叙事逻辑来看,对于传统工业的追忆及对于工人群体悲剧命运的描绘才是《钢的琴》的内在核心。但这部影片没有止步于悲伤的感怀和对命运不公的抱怨,而是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造钢琴的故事,细致地描摹了产业工人的激情、理想与尊严,为现实增添了一丝温情与诗意。

一、东北的工业挽歌

工业改革作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一部分,给无数产业工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改革经营体制、革新工业技术,一批传统重工业的工厂纷纷倒闭,但是厂内的工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安顿,在下岗之后只能另谋生路。以重工业为血脉的东北在新经济变革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牺牲者,辉煌过后的颓势席卷而来,在转型道路上艰难摸索、缓步前行。《钢的琴》通过许多细节来刻画这种凄凉的颓败之感,锈迹斑斑的工厂大门,厂里的断壁残垣,最具代表性的是两根老烟囱的炸毁,汪老曾召集全体工人开会,想要避免烟囱被炸毁的命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两根烟囱已经成为一个坐标,代表着他们的青春热血,但最终这种努力还是失败了,工人们远远地观看烟囱被炸毁,某种理想的象征轰然倒塌,陈桂林在破败的工厂中再次拉起手风琴,仿佛是给曾经的工厂演奏一曲挽歌。

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试图用经济价值和历史贡献来看待这群产业工人做出的贡献的话,则不能够全面地体现工人群体的精神内核。在《钢的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群工人实际上多才多艺,下岗之后能够组建小乐队,在婚丧嫁娶的场合发挥才艺,其中淑娴更是能唱会跳,还能弹钢琴。或许观众对于工人群体的想象是文化水平低、不解风情,但是《钢的琴》却通过对人物的立体塑造还原了工人群体的创造力。工人群体不仅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在那个时代,他们更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者,这种人民自发的文艺活动有其自身的活力和价值,类似于陈桂林和淑娴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所说的“风雨送春归,大雪哗哗下。数九寒天来出嫁,爱情能把雪融化”这样的串词以及整个钢琴制造团队在KTV中载歌载舞的场景,都是这种工人文艺的缩影与再现,他们的多才多艺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原本这些文艺形式与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息息相关,但是当工厂成为废墟之后,留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文艺的种子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发芽,体现出内在于工人群体的本质的创造力与生命的激扬形态。

可以说,整部《钢的琴》即张猛献给东北的工业挽歌,他在影片中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用工人自己的方式延续旧工业时代的某些精神内涵。因此这样一曲挽歌虽略带悲伤,但依旧怀有工人群体特有的坚韧、自尊的刚硬气质,正如汪工所言:“没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就不是工人干的事。”陈桂林的哥们作为曾经的工人都拥有相同的精神气质,王抗美为了帮陈桂林的女儿弹钢琴被学校解雇,却在陈桂林提出要造钢琴的时候再次帮忙;季哥在被警察带走之前坚持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胖头下岗之后混日子,像个无赖,但为了造钢琴一只手也坚持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集体精神、责任意识与工人的身份早已融为血脉中的一部分,现实中已经没有工厂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本领了,但他们作为优秀工人这一事实却不会因消逝的工业而有所改变。

二、工人之殇:一代人理想的陨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有工厂是革命、激情与集体的化身,然而在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资本与市场的冲击之下,曾经的辉煌化为一片废墟。影片开头的葬礼是关于工业衰败的一个强烈的隐喻,沉痛悼念母亲的挽联后面就是两个喷出滚滚浓烟的大烟囱,这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无疑在暗示传统工业垂死的命运。原本陈桂林和他的小乐队为葬礼演奏的是悲伤的伏尔加民歌《三套车》,死者的家人觉得不好,说道:“老人听了步伐得多沉重啊!”乐队的歌手淑娴马上领会了,说:“叫老人加快步伐!”陈桂林还在疑问:“走这么快去哪儿啊?”淑娴答道:“你管她去哪儿呢!”于是小乐队奏起了欢快的降B调《步步高》。陈桂林和淑娴的对话充满了隐喻色彩,国家和城市的建设需要加快步伐,无暇安抚失意的下岗工人,陈桂林这群失业工人是被时代抛在后面的人,但他们的悲伤往往被经济腾飞的繁荣景象所掩盖。

工厂倒闭之后,曾经的工人纷纷转行,有的卖起了猪肉,有的配钥匙谋生,为了生存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影片中对于贫穷的描写通过一个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陈桂林本来想找二姐借钱,但是下岗后靠理发谋生的二姐日子过得同样艰难,陈桂林最终没有开口,想要把猪肉留给二姐,却发现猪肉已经被人偷走。自谋生路的下岗工人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他们都希望能够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所以陈桂林对妻子小菊傍上卖假药的有钱人一事感到不齿,他对他爹不屑地说:“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迈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逐渐成为最有力量的话语,人们逐渐丧失自己的底线和信仰,为金钱利益不择手段。以陈桂林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对此感到鄙夷,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陈桂林和妻子商量离婚的镜头,但是二人在对话的过程中毫无表情,没有任何目光或动作上的互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隔膜感。在影片中,“学钢琴”这件事与经济能力紧密相连,钢琴代表着高贵的同时也代表着昂贵,能够弹钢琴是一种修养与地位的象征,让自己的女儿小元学钢琴是陈桂林的执念,像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梦,同时却伴随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在这个层面上看,“学钢琴”带来的对经济能力的考验引发了阶级冲突,而工人群体在这场对决中无疑成了被动的一方。工人之殇的沉重之处不仅在于个人命运的悲剧性,更与亲情、家庭伦理、社会地位紧密相连,成为工人群体难以摆脱的阴影。

但《钢的琴》没有一味控诉工人群体的悲剧命运,而是通过“造钢琴”来重铸工人的尊严。作为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生活的信条,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用自己的手完成,就值得尝试。尽管过去的辉煌消失殆尽,但是导演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于过去的悲伤追忆,而是赞扬工人群体在艰难的现实情境中所坚守的一份昂扬的理想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并非以鲜明的态度展现出来,却内在于工人的行动中,成为一种隐含的情绪。

三、废墟中的钢琴:理想高于现实

影片中的工人群体形象在聚集起来造钢琴这件事的前后有着很大差别,陈桂林曾找自己过去的工友们借钱买钢琴,最有钱的是卖猪肉的,却以老婆管得严为理由不借给他;工友胖头更是不堪,在麻将桌上偷牌被三个女人围追堵截,陈桂林帮他解围他却不领情,因为听说他要借钱躲还来不及;后来他又为了造钢琴找快手帮忙,快手很理性地直接跟他谈价钱。面临着现实生活的挤压,所有人都活得小心翼翼,却依旧举步维艰,现实早已经教会他们理性地计算和圆滑世故的生存准则,但是当他们合力开始造钢琴之后,某种内在于生命的激情被重新点燃,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重新组成一个集体,这是陈桂林在有些残酷的现实之中唯一可以依托的东西。

《钢的琴》中没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其核心在于对工人群体的内在精神气质的把握与呈现,从影片风格中也可窥探出一二,导演没有采取纪实风格来呈现这部电影,而是将现实与浪漫元素进行融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意美感。

影片没有回避现实的重重阻碍,陈桂林想给女儿买钢琴却没钱,四处借钱的窘境让他体会到现实的艰难,但是他和他的一群工人哥们喝了酒却还能在运猪肉的货车一起高歌;买琴不成只能偷琴却又被人发现,兄弟们四散而逃,而陈桂林在翻墙之前却走回钢琴前,想象自己在雪中弹奏《致爱丽丝》,大雪纷纷扬扬落下,聚光灯闪耀……追寻艺术何尝不是他的梦想?在影片接近尾声的部分这种诗意与浪漫再度得到渲染,一架钢的琴伴随着西班牙风情的舞蹈与乐曲华丽出场,纵使背景不过是破败的工厂,炼钢的火星四射,往日的激情再次耀眼地迸发出来。这时,钢琴的制造已经从为了女儿转化成为自己,因为陈桂林已经决定让女儿小元和妻子走了,做钢琴不再是为了留住小元,而是陈桂林为了证明自己的尊严而必须要完成的“伟业”。

实际上,钢琴造好了对于陈桂林的生活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女儿将被前妻带走这个事实同时使造钢琴失去了意义,陈桂林的坚持也就从现实转变成了理想。这种理想在影片的叙事逻辑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对个人尊严的证明,另一方面则是对工业群体的精神内涵的赎回。废墟中的钢琴呈现了看似冲突的意象组合,实际上构建了理想与现实的高度融合,现实无情地摧毁了理想,但以陈桂林为代表的工人群体用一架钢的琴证明理想在现实中依旧可以闪光。

四、结 语

《钢的琴》这部电影充满了工业元素,导演张猛在这部影片中营造出一种略带感伤的氛围,运用了大量空镜头展现工厂中的断壁残垣和破旧的机床,将观众的思绪带回群情激扬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今昔的对比营造出一种不可挽回的悲伤情调,地展现了无数普通的产业工人所要面对的现实。

值得关注的是,张猛没有止步于营造衰败、颓废的氛围,而是将工人们的生活场景搭建在工业区之内。导演这种对真实生活的高度还原意在表明生活仍要继续,尽管工厂已经倒闭,辉煌成为过去,但是曾经的工业精神已经成为工人们的内在之魂。因此现实本身虽然是艰难的,但是工人们对于工业本身却还充满激情与想象,他们愿意为这份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实不可能再为这群下岗工人提供实现工业理想的机会了,这项“造钢琴”的事业无形中成为他们再次表达理想的机会,工人群体作为劳动者所展现出的脚踏实地、敢想敢干的精神证明,他们的尊严与理想也是钢的,同样坚硬,同样不屈。

[参考文献]

[1]张猛,皇甫宜川,石川,蒲剑.《钢的琴》四人谈[J].当代电影,2011(06).

[2]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J].电影艺术,2011(02).

[3]刘旭东.论电影《钢的琴》之家国同构叙事与挽歌情调[J].前沿,2012(09).

[作者简介]王金哲(1980― ),男,安徽砀山人,硕士,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钢琴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