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办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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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深圳罗尔从最开始卖文救女，到最后迫于压力联合新媒体平台原路退回善款，让蜂拥而起的民间慈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方式发出的劝募导向存在的诚信监管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在前些年部分官办慈善机构备受诟病之后，这种新常态下的民间慈善，如何通过诚信考验，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公共课题。

作为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很多有着深刻的慈善含义。儒家所谓“仁爱”、佛家所谓“慈悲”、道家所谓“积德”、墨家所谓“兼爱”，都在昌明慈善义理，蕴含救人济世、福利为民的思想。因此，封建帝国的慈善事业，也更能由上而下展开，许多慈善活动也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封建帝国还特别制定了慈善制度，并设置了相应的慈善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就在都城临淄创建了官办的养病院，专门收治和疗养聋哑人、盲人、跛足者。在他担任齐国相国的四十年间，这样的官办慈善事业贯穿始终。他提出的“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对齐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策之一的“匡其疾”，包含“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就是慈善养病院的核心。史家普遍认为，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与管仲推行的以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爱民、惠民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齐桓公立为霸主、大会诸侯时，向诸侯国也提出了“养孤老，食常疾，收鳏寡”的政策要求，足见慈善的力量之大。

推行官办慈善事业，管仲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了齐桓公。汉武帝刘彻，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能从官办慈善事业的直接发起中，看到其与国家治理振兴紧密的P联。据汉书记载，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时，刘彻曾下令在地方建造房屋，里面放置药品，并配置医生，大兴官办慈善医疗机构。到了南北朝时期，封建帝国官办慈善事业从医疗救助向更多领域拓展。如专门收救残疾人和流浪者的“六疾馆”“孤独园”等。

起于隋，而兴于唐的仓廪制度，则更注重了官办慈善事业的临危救济作用。《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凡义仓所以备不足，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两仓的建立，则不仅有慈善的作用，还注重调节市场的功能。

两宋时期的福田院和居养院、安济坊和惠民药局，则在前朝的基础上，设有“居养安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包”“举子田”等慈善机构和慈善资产，使官办慈善机构的作用更臻完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官办慈善医疗救助方面，以佛教世间有“三佛（福）田”之说而取名的“福田院”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用来收养老、疾、乞丐，作为官办慈善医院，这可能也是今天官办福利院的早期雏形。

此间的官办慈善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即官府和寺院联合成立专门机构，主持慈善事业，并形成制度，遇到紧急或者危难情况就启动慈善救济机制。寺院的介入，使官办慈善事业开始有了民间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明末清初，在富庶的江南，“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先后发起，他们既不同于帝国高层或地方官府组建的慈善机构，也有别于完全独立的寺院慈善。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志愿性质的慈善组织，成为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