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的一些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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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河南长垣人，当代作家，诗人，画家。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诗集《一窗晚雪》《布鞋上的海》《中原抒情诗》《讨论美学的荷花》《冯杰诗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等。先后获《诗刊》全国诗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梁实秋散文奖、台北文学奖、屈原诗奖。他还被誉为当代“文人画家”。
“老灶爷卷门神，话里有话。”
――我姥爷的一句乡谚
北中原春节多贴本土木版年画。
我姥爷在战乱年代，曾同其它乡民一道，自黄河之北，推一辆土语叫“拱地牛”的车，带着全家前往开封逃难。后来有的滑县乡民落户开封，在那里经营水烟或贩卖年画。
木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能占一页，朱仙镇算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吧。《东京梦华录》说过那时的热闹：“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那时宋代充满文化，庙堂的与市井的。明末清初，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坊达300多个，如现在京城的艺术家工作室；每年销往各地的年画都在300万张之多，一如现在盗版书，这样推算，靠版画糊口的人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乡村春节时的门神、灶王爷、纸马、灯笼，都与那些木版年画有关。有当地滑县本土作坊印制的，有朱仙镇印制的。在乡村弥漫的雪花中，穿梭行走着钟馗、敬德、秦琼、关公这类大人。线条坚硬。秉性正派。大红大绿。五谷丰登。
有时不小心灯笼一斜，就烧糊关老爷长长的胡子。版画骤然喊痛。
最有意思的是说：在中原豫西灵宝那一带，年画加盖上县印后能防盗。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何况又是政府的午餐，每张盖县印要纹银一两，县府官吏因此暴富。这真是他妈的“海客谈瀛洲”。
我们北中原乡民不信。贴门神是贴门神，防盗归防盗，两码事。（其实官才是盗呢）
我认为木版年画的魅力在于拙朴，这里有点像豫剧与河南话。而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则明显雅致，是“细画”，没有朱仙镇年画的厚拙，河南民间版画是“粗画”。鲁迅也收藏朱仙镇年画，先生称“朱仙镇木版年画朴实，不染脂粉，人物没有媚态，色彩浓重，很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刻年画的独有特色。”先生生长在细雨鳜鱼里的南方，想必对这种北方粗拙的艺术颇感新奇。
这种中原民间艺术也不时引出乡愁。当年中原籍诗人痖弦在台湾时，曾在信上颇有闲心地告诉我：他祖上就是卖朱仙镇年画的，赶牛车。
至今，他说在加拿大私宅住处，还贴着我从中原寄给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看着，如回到南阳杨庄营乡下。
正宗的木版年画都是用手工制作的，要求技术性很高，有多少种颜色得刻多少块，哪怕一段线条，也得占一块。朱仙镇的乡村画匠一直坚守着祖传章法。1997年春节前，在寒风里，我曾同好友初次去造访朱仙镇，在作坊里看到那么多块雕板，像无数次重复开放的莲花。花开花落，花落还会再开。那些上好的梨木板都浸油风干了，在风雨里，它们在一朵朵花纹的散步中似乎永远不会再走样。
五年之后，我又同走黄河的诗人孔令更、丛小桦一同去朱仙镇拍了一系列专题照片。那里的艺人说：现在手艺都没落了，当年炉火纯青的老艺人面对那几百块梨木板，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哪道线该柔哪道线该刚，从不会印错的，可惜今天继承下来的艺人早已没有，连颜料配方都失传了，过去印木板年画的八种颜料都是用中药植物所制的，现在只剩下两种。
其它六种颜料呢？
早已在历史的雨中和泥里跌倒了。没有一双温润的手去搀扶，颜色倒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现在许多人从没有见过我小时侯在乡村贴年画的方式，那过程你也想不到。
年画是这样贴的：北中原那时住房四壁多是土墙，用麦秸掺碎麻抹墙，倒也平整。每到春节前贴门画、灶王爷时，我见外祖父先把高粱秆从中间破开，截成许多二指长的高粱段，压住年画边缘，然后，每个高粱杆上再用一个尖尖的枣刺，往下一按，算是完成了贴画的全部步骤。这里有一个细节，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子。
对于贫朴的北中原人而言，外祖父可能认为：张贴门画用好面做浆糊与铁打的钉子都是极为奢侈的事。也许那些质朴的年画只有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才显得般配。说破了，还是条件不好。
今天已经有钉子了，起码有十颗之多，五颜六色，而我却认为已无什么门画可贴。如今家家过年贴得金壁辉煌的，膨胀出门框。多了一个个充满暴发户般的喜悦和不安，少了一种简朴和充实。
外祖父在乡村集市上卖过年画，不过已是后来有革命意义的新年画。年画是我姐姐在五十里外的长垣县城新华书店为他批发，每年春节前，将批发的年画捆在自行车后，我姐送到乡村再由外祖父零售。有时批发的只有中间的门神，没有两边的门对，外祖父就让我去写两边门对，由他配成套，再带到乡村集市上出售。
我那时还在一个小镇上学，就从公社书店买半刀红纸，裁整齐，成门对形状。叠成七个暗格或八个暗格。后来写熟了，就不再叠格子。
写时先用各种字体试写，再由外祖父投入“市场”。乡下带来的信息是：用隶书写的那种最受欢迎，尤其是那种用黄广告色写在大红纸上的隶字，因为醒目别致，大家都喜欢，可以套用现在的广告语“供不应求”。以后所有的对联便都用隶书去写了。其实，隶书是一种偷懒的字，我姥爷不知道。
我外祖父在乡村集市上对乡亲们有点自豪地说：“我小外甥写的，才十三、四岁的人。”
可惜我没有把那时售出来的门对留下一副，或让姥爷也打折我买回一对，可以看看那时写了什么狗模狗样的字，竟让姥爷能在乡间引以为豪。
门对年年经霜，那些隶字花落谁家？都如梦一样飘逝，在北中原飘摇的雨中。现在对于外祖父，我能做到的是在一通冰凉的青石碑上去写上温润的墓志铭，仍然用隶书，如写在对联上的那种。
在北中原的乡村，我曾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冒着蒙蒙小雨，到留香寨村北边一个叫河门头的邻村，去找当地最好的石匠为外祖父锻碑。那是一块从浚县大坯山下拉来的青石，对于那座山，外祖父当年曾领队朝山进香。他当过村中的“会首”。
在乡村细雨中，打一把旧油雨伞，罩着那一通石碑，雨在上面润过，我在下面蘸朱砂写，仍用隶书。
乡村石匠还告诉我一个他多年掌握的密诀：先用一瓣大蒜在碑石上擦擦，字会更显。
那一时刻，离年画是多么遥远。抬头看看，乡村沧茫，一眼的雨水。只有一只布谷鸟在南边的村子，仍讲着我童年时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