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摩擦的原因观点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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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分析，对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原因从国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其中，在国外方面，着重分析了中国与各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共同原因；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不同原因。
近几年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如何正确看待并有效应对摩擦，已成为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现将近期我国理论界关于贸易摩擦原因的探讨做一综述，以便于读者了解有关研究现状，对政府部门制定应对措施有所帮助。
本文主要对网络检索到的2004年到2006年11月的有关贸易摩擦的文献进行整理。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数字图书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具体搜索方法是对该网2004年以来的期刊分别作“贸易摩擦”、“贸易争端”、“经贸摩擦”的题名检索，共检索到271篇可供参考的文献，其中基本涵盖了国内核心期刊、专业期刊两年多的全部相关研究成果。
一、外部共性原因引发贸易摩擦
（一）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姜跃春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根深蒂固是贸易摩擦激化的根本原因，而由于WTO某些规则的模糊性，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这种保护倾向尤为严重。蒋学文认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当经济发展不平衡时，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会激烈碰撞。作者通过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与现代战略性贸易理论比较，表明现论强调国家政策保护对贸易发展、利润重新分配的重要性，从而引起摩擦。
（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吴凤娇认为，给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设置的战略壁垒，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否认，而不仅仅是贸易壁垒层面的技术问题。李金玲、李晓燕认为，WTO成员在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首先要推定调查对象生产的同类产品是否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当中国政府或企业不能对此充分证明时，进口方就会随意选择替代国价格判定其倾销行为成立与否。刘立权、范陈玉认为，欧美基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发起的调查，主要来源于两个随意性：认定随意性——由谁认定，根据什么标准认定，缺乏规则和透明度；在认定倾销成立情况下，在选择“参照标准”方面也有很大主观随意性。李金玲、李晓燕指出，为遏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攀升，欧美等国对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实行双重标准，极大阻碍了中国贸易正常发展。
（三）国际贸易规则不完善
孔庆峰、张萌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影响调解作用的充分发挥，而这些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成员谈判地位的差异造成的。蔡四青谈到，WTO《TRIPS协议》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很多方面超出现行国际公约保护水平，这是由一些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决定的。这种过分保护，易出现权力滥用，导致隐性贸易摩擦。刘翔、汪三琴提出，由于无论调查结果是否形成反倾销事实，国都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而此举却会给调查对象带来严重损失，各国因此堂而皇之地利用反倾销的合法性、可操作性对其国内夕阳产业实施保护。针对农产品的贸易摩擦，李继翠认为，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相关法规不完善，各WTO成员对条款理解存在差别，从而引发争端。孔庆峰指出绿色壁垒在限制进口方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绿色壁垒具有法律上的隐蔽性。近年来国际上建立起以环保公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其中关于产品标准的严格限制成为实施绿色壁垒的法律基础。其二，绿色壁垒具有实施的隐蔽性。实施严格的技术标准，不对产品价格产生明显影响，而且往往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名，使消费者乐于接受。这种复杂的标准，一般是进口国生产者所能达到的，而出口国生产商却难于掌握和应对。
（四）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引起的顺差转移
尹翔硕、王领经研究发现，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由中国、东亚、欧美构成的贸易大三角，预计贸易流向将转为：中国对欧美贸易顺差，欧美对东亚贸易顺差，东亚对中国贸易顺差。这种90年代生产转移引起的转换趋势加剧了欧美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万莉指出，上世纪末东亚地区形成了雁行模式产业梯度转移，各国及地区间形成劳动分工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格局，中国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贸易格局上表现为原先由东亚各地区分别向美欧出口转变为集中由中国向美欧出口，顺差进而摩擦随之转移到中国。
（五）中国经济崛起引起经贸摩擦
那宏认为，美欧对华设限的根本动因在于：通过对占中国出口较大份额的纺织品出口的压制，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发动机的目的。陈晓宁、白春柳认为，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其他新兴国家供给能力大大提高，改变了世界市场的供需结构，由此产生中国经济崛起与发达国家遏制崛起的矛盾，这是造成近期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蔡四青认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是引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产品已开始由低附加值的“数量出口”转向高技术含量的“质量出口”，发达国家对付中国企业强势出口的限制手段也由低端转向高端，由显性贸易摩擦的价格竞争转向隐性摩擦的技术、知识产权竞争。
（六）纺织品贸易摩擦是扭曲贸易向自由贸易回归的必然现象
姜跃春等人认为，由于欧美等国未根据WTO协议分阶段放开配额，而把发展中国家最有出口潜力的部分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才放开，这一扭曲纺织品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做法是导致中国短期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
（七）保持进口贸易多元化目的
张宁、魏冉等人在研究对美欧贸易摩擦时都指出，各国为保证经济安全，防止中国产品垄断其国内市场，保持多元化进口贸易环境，而对中国大量出口品设限的做法导致贸易摩擦。
二、发达国家因素引发贸易摩擦
（一）贸易摩擦中来自美国的因素
1.美国政治的需要。杜莉认为，美国国内的纺织品制造商阵营在对消费者阵营的博弈中占了上风，从而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在选举中，美国国会议员借打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争取选票。湛柏明指出，美国政治周期转换时易出现经济利益服从政治需要的情况。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间政治制衡的需要。梅新育认为，美欧挑起贸易摩擦部分出于利用本国进入门槛较低的纺织品市场份额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追随自己的政治意图。
2.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寇宗来、石磊认为，利率下降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倾向，美联储过去多次降息使居民储蓄率极低，国内需求旺盛，进口量大增，强化了美国政府平衡中美贸易的愿望。梅新育认为，贸易摩擦根源在于美国国内经济失衡。据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贸易赤字产生于一国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当储蓄不足以支持消费投资需求时，将利用国外储蓄即进口来弥补缺口，产生逆差，从而引发摩擦。
3.对华出口限制加大对华贸易摩擦。张恒梅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关乎美国经济的全球垄断地位。由于知识技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其扩散有利于各国更快进步，而美国从中不仅不能获得任何补偿其竞争优势反被削弱，因此美国严格限制其出口，美国对华逆差扩大，引发多种摩擦。亢梅玲认为，欧日等国掌握了更多先进技术，美国却很难通过“瓦森纳协定”约束盟国行为，技术来源多元化，使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大打折扣，也使美国对华出口困难，贸易摩擦概率增大。
4.中美双方统计差异夸大了美对华贸易逆差。徐向民等人认为，中美两国难以在转口贸易上统一统计标准，对香港等地转口货物的价值增值未作应有修正，两国贸易统计偏差变大，为美国制造摩擦提供了借口。
（二）贸易摩擦中来自欧盟的因素
1.欧盟的政治因素。梁歆梧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产生与欧盟成员国间的复杂关系有关。中欧贸易摩擦是欧盟成员国相互博弈的结果，法意等国基于国内衰退的纺织产业而竭力保护配额制度，而英德荷等国则支持进口以满足国内对廉价中国纺织品需求，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程序很大程度是为转移来自法、意、波兰等国的政治压力。
2.欧盟产业向外转移。李刚认为，欧盟传统产业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资源配置逐步转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该过程直接引起“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问题凸现出来，贸易摩擦因此频繁发生。
三、发展中国家因素引发贸易摩擦
（一）多种政治因素
尹利群、吴昊对中哥特保案引发的贸易争端作了分析，认为哥伦比亚对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实施特保，并将打击走私、进行海关合作等政治问题借助磋商一同解决的做法，体现出政治因素对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产业、产品类同
雷兴长认为，在贸易全球化时代，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是一国的本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市场自我保护意识强烈，加之中国产业、产品结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同，必然导致中国产品在发展中国家频遭反倾销诉讼等贸易纠纷。（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能力差
郭友群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能力较弱，中国产品挤占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运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原理对他国非熟练劳动者收入构成的恶性影响作了说明，随着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回报降低，一些专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竞争更直接，易引发经贸摩擦。
（四）政府部门行为不规范
雷兴长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不健全，经济法规存在违反世贸组织协议的一些规定，政府裁量权过大，极易引发贸易摩擦。
四、中国自身因素引发贸易摩擦
（一）出口企业低价竞销
孙瑞华、刘广生认为，丰厚的劳动力资源使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出口企业以牺牲劳动者福利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不真实的价格构成，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地区性重复投资忽视国内产业布局，大量生产力过剩。庄宗明借用吉芬商品理论解释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上升，指出美国经济不景气时，居民现期和预期收入下降，对廉价的中国商品需求上升，进口增加，造成中国商品倾销的假象。
（二）中国内需不足
尹翔硕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居民收入虽有提高，但储蓄率较高，国内现期消费需求不足，企业不得不向海外扩张。顾卫平认为，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存在，挤出效应过高，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大多数农民收入过低，导致消费瓶颈突出。茅于轼指出，我国税收增长连续十多年超过GDP增长一倍，极大地伤害了正常消费需求。
（三）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弱
万莉指出，随产业转移，部分原东亚地区对欧美贸易顺差转入我国，由于东亚区域集团化趋势滞后，中国在应对由此增加的贸易摩擦时无法借助区域集团力量予以反击。孙敬水、殷宝庆认为，行业协会组织不利是造成我国入世后相关行业频遭技术性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刘红梅、吴强认为，我国会计基础薄弱，企业成本控制体系不完善，导致原始凭证不真实、不合法、不完整，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地位的取得，遭遇反倾销指控的风险加大。
（四）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市场集中
王江山等人认为，我国一般贸易方式多于加工和跨国采购贸易方式，与发达国家利益均衡较脆弱，易引起贸易摩擦。尹翔硕、王领认为，目前，许多中国出口产品是由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仍通过原来的销售渠道出口，市场结构未发生大的变化；东亚市场容量较小，准入限制较高，不足以接纳更多中国产品，导致中国大量产品进入欧美市场，引发贸易摩擦。
（五）产品技术标准过低过旧
王春蕾认为，我国开放前长期封闭导致各种商品难以追赶日益提高的国际标准，严重制约了我国国际竞争优势的取得；我国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缺少对国际化标准制定的发言权，国际标准存在不利于我方的条款，导致我国企业频频遭遇技术性贸易摩擦。
（六）行政干预问题
李岩、付娟认为，政府对价格、市场准入等的管制、为企业制定出口任务等非市场行为，不同程度地引发反倾销调查。朱士铮认为，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对出口创汇的偏爱误导了地方政府及企业，偏离了贸易平衡的轨道。林珊等人认为，政府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利益补贴成分，对企业导向性不足，这种导向型的缺失成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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