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投资扩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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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及出口）拉动，而关于我国投资效率的问题一直存在广泛争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投资扩张计划对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有何影响？它们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它们有何差异？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了投资扩张对各地区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

【关键词】投资效率，投资扩张，地区差异

2008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一时间陷入严重衰退的境地。如此严峻的金融形势使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出口及消费这两驾“马车”的前行严重受阻。我国政府于 2008年11月出台“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期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自2008年扩大投资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率先走出谷底，连续三年保持9.1%、8.7%及10.3%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5.2%。与此同时，投资扩张地区不平衡，对各地投资效率的影响不一。近年来，西部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GNP）增速明显提升，呈现出清晰的“西高东低”走势。西部地区已进入投资高峰期。

然而，尽管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但是经济发展的另一面却表现为：一是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短缺，尤其是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供给更是严重不足；二是能源大量消耗、利用率低下，在投资拉动等量经济产值情况下，中国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三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常常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建设一些“重复”、“形象”及“豆腐渣”等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的工程；四是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开始显现，通胀在高位运行。为此，对投资动态效率进行测算和对投资结构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一时间难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国内消费依然低迷导致过度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投资规模的大小，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1994年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分离，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投资任务，考察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更切实际。

对“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l） 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即总量层面的效率。（2） 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投资的流向是否正确。（3） 从其他角度，比如投资是否对资金成本变动有正确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宏观投资的波动模式是否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等等展开研究。

目前分析投资的总量效率的研究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一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用Abel等（1989） 提出的AMSZ 准则进行测算，代表性的研究有袁志刚、宋铮（2000），史永东、齐鹰飞（2002 ）以及袁志刚、何樟勇（2003 ）。二是分析宏观指标ICOR、K/Y和I/ Y的变动，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或与历史数据对比，来判断是否出现了“过度”的或“过快”的资本积累。

（一）“动态无效”与过度投资

“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PHELPS （1961 ），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slow-swan模型和Ramsey一Cass一Koopmans模型中都有精确的数学表达（布兰查德、费希尔，1998 和巴罗、萨拉伊马丁，2000）。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98）对此有精确的论述：“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本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这种经济常常被称作‘动态无效’：他们过度积累了资本。”从“动态效率”的定义出发，最直接的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标准，就是看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否低于“黄金律”或“修正的黄金律”所规定的水平。

但在实际当中我们是看不到“边际”资本收益率的，准确地估算又很困难，所幸的是Abel等（1989） 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准则。Abel等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如果前者“始终小于”后者则是“动态无效”的（D

（二）统计指标ICOR（K/Y和I/ Y） 与“过度投资”的判断

ICOR、K/Y和I/ Y的大小和变动趋势都可以用来衡量“投资效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l） Toh and Ng（2002 ） 在分析新加坡的投资效率时用到ICOR。（2）Zhang （2003 ）在分析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时使用了经过指数平减的“实际ICOR”和“实际I/ Y”，发现1979一2000年间这两项指标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没有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基本稳定。（3） 李治国、唐国兴（2003 ）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名义K/Y，发现1978 一1994 年该指标持续下降，1994 一2000年则稳中有升。作者认为K/Y下降体现了“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而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K/Y比率上升则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于资本深化的力量”，某种程度上是“粗放”增长、缺乏效率的表现。（4） 武剑（2002 ）认为Y/I是“衡量区域间投资效率差距的重要基础”。作者分别用国内资本和FDI 计算了1995 一2000年我国三大地区的Y/I均值，发现都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作者认为这一结果完全可以反映三个地区的投资效率差异。

参考文献：

[1]、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

[2]袁志刚、何樟勇：《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3]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