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三大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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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引发的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浪潮中,投资主体仍保持国企为主、垄断性行业为主的特点,但面临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手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
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不断增长。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私营经济和对外投资从无到有、出口和外汇储备由少到多、汇率和审批程序由严到宽的过程,对外投资策略也由反映国家政策逐渐回归企业的经济理性。
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型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占比仍然很低,在我们统计的88家企业中,仅四家(4.5%)超过10%;77%的企业海外资产占比不超过1%。四家海外资产占比超过10%的企业为联想(19.4%),国航(16.5%),TCL(12.3%),和中海集装箱(11.9%)。联想收购IBM PC业务,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和Thompson RTC业务,国航通过资产重组大比例持有香港国泰航空股份,这些公司高海外资产占比的背后,均涉及大型海外并购交易,这似乎说明收购是取得海外资产的最快途径。
通过统计财富中国100强的海外投资,我们发现大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行业分布上高度集中在垄断国企占统治地位的金融、石油、航空、电力行业和中国企业具备一定优势的IT、家电等竞争行业;在地域分布上集中于港、澳、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区,或非洲、澳大利亚等资源丰富地区。由于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使得这些企业一方面盈利能力强,一方面大胆投资海外,造成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海外的假象。大型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的的投资目前来看成效不彰。
中国企业出海紧迫感加强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增加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风险,从侧面推动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收购海外资产。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的资产。随着各国的救市行动展开,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执行,美元弱势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预期。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压力增大,而将美元计资产置换为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初级资源成为中国外汇投资的占优策略,而这一目标需要由企业海外投资实现。
相当多的国企收购案例背后出现政策性支持的痕迹,如中铝注资力拓的交易。作为国家财富基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改变了以往偏重北美和欧洲金融市场的策略,最近将投资重点转向资源、地产等更具有抗通胀能力的领域。2009年7月,中投以15亿美元入股加拿大泰克资源公司,获得17.2%的股份;9月,8.5亿美元收购亚洲最大的农产品、大宗工业原料供应商之一的香港来宝集团12.91%的股权;10月,入股俄罗斯石油公司诺贝鲁(Nobel Oil Group)。中投的动向具有指标性意义,中投投资转向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对外汇资产过分依赖美元的担心。
在金融危机引发的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浪潮中,投资主体仍保持国企为主、垄断性行业为主的特点,但面临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手法与过去有所不同。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对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需求趋弱,价格大幅下降,某些国外公司特别是资源型企业资金紧张,股价大幅降低。
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配套,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国民经济,除出口型企业外,大部分中国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国外竞争对手形成鲜明对比。全球金融危机一度重创中国出口企业,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但在中国政府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经济走出独立行情。随着国内大规模经济拉动计划,对于石油、金属等方面的需求长期向好,这些都加大了企业对基础资源储备的需求。全球热钱对大宗商品的炒作使得中国企业承受很大的价格波动压力,刺激其向海外上游资源型企业收购的动力。在政策支持下,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石油、矿产行业掀起一波投资海外热潮;投资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主,合同金额屡创新高。
大型国企海外投资政治色彩淡化
政治压力是大型国企投资海外的主要障碍;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外投资的热潮中,国企吸取以往经验教训,调整具体操作手法,因势利导,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政治风险。在投资对象选择上,过去常常盯住指标性国外大企业,最后因政治压力而失败;在这次并购潮中尽量淡化政治色彩,取得一定成效。以往大型国企对国外资源型企业收购过程中,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企业往往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如中国与中亚国家、拉美国家的“贷款换石油”计划。
而此次投资浪潮中,国有企业通过第三方中间人的举荐,来收购海外资产,而不是由政府出面洽谈,这种操作方式,实际上降低了收购的政治阻力。此外,这次中国企业的收购对象大都是处于不太敏感的二、三线企业,政治压力小、整合风险低、成功率高。在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联合其他公司,或者将收购对象转移至不为敏感的地区,例如中石油联合BP、道达尔竞标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区块。
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给试图抄底的资源型国企带来很大困扰。大宗收购交易的周期长、审批程序复杂,金融危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甚至交易成功与否。大宗商品价格、海外资源型公司价格大幅波动,留给中国企业的投资窗口期很短。价格下跌带来的投资有利条件随着经济复苏预期不复存在,导致交易条件根本改变,时间拖延,甚至被放弃。
大型私企海外投资为国内服务
样本企业中大型非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海外投资的反应因行业不同、企业自身条件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异,但总体来说较为谨慎,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狂飙形成对比。某些过去从未涉足国际市场的企业开始试探性海外投资,如苏宁收购日本LAOX电器连锁超市。
金融危机虽然导致某些企业的海外资产贬值,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新机会,有些企业开始尝试追加投资以摊低前期投资成本。民生银行制定了一个谨慎的购买少数股权、增持、控股三步走战略,计划通过美联银(UCB)进入美国华人市场。2007年10月民生以17.76美元每股的价格购入美联银4.9%的股份,第一步计划完成。金融危机中美联银受到冲击,股价重挫;2008年12月民生以4.85美元每股的价格增持美联银股份至9%。美联银情况进一步恶化,被FDIC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接管,后者拒绝了民生对美联银的收购要约,美联银破产。还有一些企业开始收缩海外业务,如潍柴动力将控股子公司MAT Automotive作价720万美元卖给持少数股份的相关方。
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不同,大型私营企业大多分布在竞争性行业,行业间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明显影响企业对海外投资机会的态度。大型中国私企多集中在对经济周期较敏感的行业如消费电子、房地产、机械等,在经济速度明显减缓的情况下经营情况不乐观。联想集团在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2008年第4季度个人电脑全球销量同比下降5%,营业收入下降20%,亏损约9700万美元,创联想最高单季亏损纪录。
虽然同样是周期性行业,中国汽车行业却与国外的汽车业走出截然相反的上升行情,金融危机造成当前外国厂商陷入困境,为中国企业并购提供了机会。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包含对小排量汽车的减税计划,让中国汽车市场出现了井喷行情,预计2009年销量将达1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的汽车生产商在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通用、福特等不得不抛售旗下欧宝、悍马、沃尔沃等品牌,缩减产品线。悍马、沃尔沃等在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引起中国汽车厂商的兴趣,最终悍马落户四川腾中;福特指定吉利为旗下瑞典汽车品牌沃尔沃(Volvo)的首选竞购方。
在以往中国企业对外收购的过程中“败多胜少”,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最近的国际化浪潮中,私企不仅仅把在国际市场份额扩张作为并购的主要动因,目的性更强。金融危机前的对外投资通常把重点放在疏通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上,中方往往急于就成,热衷于横向整体收购,之后整合困难重重,成本极高。联想并购IBM的PC部门,TCL并购汤姆逊,都曾被媒体冠以“蛇吞象”的称谓,但最终的整合成本远远超出这些企业的估计。2005年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之后,低估了来自工会的阻力,由于措施不当,双方矛盾加深;金融危机的压力让双方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双龙破产,上汽血本无归。
而在金融危机中,符合“市场在国内,生产要素在国外”这一特点的行业成为海外投资的热点,海外投资主要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这一特点在汽车行业尤为突出;在金融危机中出海的中国车企目的性很强,专注弥补自身能力短板,在对外投资目标选择、整合操作方面规划严密。
一般认为非国营企业的行为是市场行为,但在较为敏感的行业,中国私企的对外投资仍然面临政治阻力。与国企一样,即便是由私人控制的中国企业,在对国外较为敏感的行业如金融、战略资源等进行投资时也会面对来自监管的压力。民生银行对濒临破产的美联银提出全面收购被FDIC迅速回绝,理由就是对民生银行是否受到“足够的监管”(sufficient supervision)有疑虑。FDIC宁愿让美国政府的3亿美元注资打水漂,并承受14亿美元的可能的贷款担保损失,回绝来自流动股占总股本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国私人银行的收购要约,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面临的巨大阻力。
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给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制造了有利条件,如严峻的经济形势压低了资产价格、缓解了海外收购面临的政治压力等。中国企业在这个难得的机遇窗口也的确显示了强烈的企图心,操作手法也更加细腻。企业,尤其是私企,投资海外的目的更加明确,不再单纯追求国际市场占有率,而把提升自身能力,深耕中国市场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