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权力理论的跨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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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柯提出的权力理论从关系论、网络论及无主体论这三个方面摒弃了传统权力理论研究的历史连续性及同一性，这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所构建的权力大厦，无疑将为两性权力理论的研究另辟蹊径，本文以两性权力理论为研究主体，以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为导向，深入阐述两性权力研究的历史性、文化局限性及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尝试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权力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权力论；两性权力；文化差异性

1 引言

对于权力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强调政治威望、经济力量并且以意识形态为依托，该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统治工具，是对被统治群体支配、控制、指挥、管理及约束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权力观在权力的宏观研究层面确实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如果将该理论应用到男女两性的权力研究上时，这种看得见、摸得到的“硬权力”明显的不合时宜。而福柯对于权力的论断恰恰能迎合我们对于两性权力的研究需求，更加适合这种微观的、潜移默化的“软权力”。

2 话语权力论的再思考

福柯（Michel Foucaul）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曾说：“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予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杜小真，2003：96）福柯在与德勒兹的对话中，赋予了“权力”更加神秘的色彩，也为日后的各个领域中对于权力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福柯所关注的权力不再单纯的是一种统治工具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一种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各种势力关系在不断地斗争中增强、减弱或是颠覆着这种无形的东西，没有任何人是权力的拥有者，因为权力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着的东西。福柯通过关系论、网络论和无主体论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权力观；之后，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人类的话语恰好符合关系、网络及无主体的特征，由此受到了权力研究者的肯定及推崇，也使权力研究这种抽象性的研究落实到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层面上来，权力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随时随地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权力不再是统治者的专利，也不再是国家层面上的论调，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特征。

比起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论，福柯的权力论无疑更加适合用来研究两性之间的权力问题。对于女性权力的探讨从19世纪起从未停止过，女权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历史及社会舆论等方方面面倡导女性应得到与男性相同的权力，从而改变长久以来由于长期的男权社会所带来的女性一直处于社会、家庭、婚姻的劣势地位。我们主张女性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中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力，并负担同等的义务：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工同酬、法定继承等，但是这种高调的对于女性权力的主张，在长期的斗争中真的获得了彻彻底底的胜利了么？这种社会舆论甚至是法律上的约束是否终结了男权社会的存在呢？我们如何考证两性权力的多寡是当前研究所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在此形式之下，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文恰恰符合我们对于两性权力的研究的需求，借助于两性之间的“会话”，我们可以衡量男女两性之间的话语权的多寡，继而研究两性权力的分布及一系列的系列问题。

3 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男女两性的权力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对象一分为二：男性权力与女性权力。其实，这样的划分极为宽泛。根据福柯对于权力的论述，权力是一种在固定社会背景下的双方或是多方的一种流动着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表征。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的权力是一种在固定社会模式下的流动着的东西，那么单纯的讨论男性权力与女性权力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两性权力研究是目前的一种趋势，也是对于学术严谨性的一种保障。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也是最具特色的亚洲文化之一；美国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文化之一，这个熔炉式的文化集散地也是权力斗争最为显著的阵地。将两性权力的研究放在中美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先进性及代表性，也使空洞的权力研究变得形象、趣味并贴近生活。以两种不同的文化作为研究背景，权力的附着便具有了社会表征，权力的网络连接将更加紧凑，借助“话语权力”的指示器，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将更具代表性及准确性，也符合福柯对于权力所特有的定义。

4 中美两性权力的文化特殊性

从历史的进程中看，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以男权社会为主要依托的。男性是历史长河中的太阳，而女性只不过是太阳反射下的余光。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如男对公，女对私；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承担农桑事业，女性承担蚕织中馈；男婚女嫁的从父婚外制；父业子承的继承制度；男性本位的亲属制度；男性中心的丧祭制度等。在价值层面，中国女性在道德层面上要恪守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上将就戒色制欲，采阴补阳；中国哲学体系也是建立在阴阳乾坤说的理论之上，推崇阴阳互补，阴阳和合；即使是在汉语的语意体系内也赋予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意义与价值。

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研究男女两性的权力问题不可避免的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在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女性在长期的斗争中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大渡口文化中晚期，盛行的单人为主的一次葬开始，标志着中国社会男权社会的确立，女性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在权力的斗争中沦陷。但是，中国父权社会的确立与表现是异于西方社会的，母系社会的残余习俗长期存在，所以直到两汉，中国才消除了各种各样的古老习俗，形成了男权话语的经典化、系统化与制度化。所以对于中国文化背景化男女两性的研究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如果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必须选择具有可比性的两个时期，并考虑社会发展及表征等相关因素的干扰。

西方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换要相对自然一些，因为在“物”的生产上，男性取代女性成为财富的占有者，也由此展开了对女性的权力征服的战争。所以西方的两性权力的争夺是以财富的占有为前提的，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基础。

尽管中美两国在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不同社会表征，通过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两性的权力争斗还是具有一定的共性的。“中美两性权力分布的共同特点是男性仍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女性则处于塔的底部。虽然美国女权运动历史颇深，而中国也一再倡导男女平等，男性优于女性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改写。”（宋艳玲，2016：81）

5 借助权力中的话语研究话语中的权力

以往学者对于权力的研究都是在普遍适用的假设下对权力进行纯粹的理论描述，缺乏事实依据，在理论与实际的整合性研究的潮流下，两性的话语权力研究也必须顺势而下。既然“话语即权力”，那么会话中说话人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就是权力分布在说话人当中的体现（刘辉，2010：25）两性权力的失衡也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性权力的跨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时代性、进步性及代表性，也符合了福柯笔下的“软权力”的特征。

参考文献

[1]Coats， J. 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ex[M]. London： Longman， 1988.

[2]Foucault， M.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3]刘辉.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外语学刊，2010（6）.

[4]宋艳玲.两性权力对比视域内的会话打断研究[J].外语学刊，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