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行为管理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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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是仁学，儒家学说内蕴行为管理之“道”。儒学是“为已之学”，儒家认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人生精神境界的提升，个体管理归根到底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团队管理的要诀在于“和”，儒家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思想既是团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提示了团队管理的策略。儒家“忠”“恕”二字道破了沟通的不二法门，而其“三贵之道”则揭示了人际沟通的要领，“政者，正也”直接指向领导影响力的来源。儒家的核心概念“义”、“仁”包含着对组织社会责任的深刻体认。儒家行为管理思想总体上具有管理与人生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理性地适应世界”等特征。

关键词：儒家；行为管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5-0082-07

现代行为管理研究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它以动机、态度、知觉、激励、契约、人际沟通、群体结构、领导行为以及权力、工作设计和工作压力为研究对象，常常通过提出假设、设置变量、建构模型，探讨行为管理方法和策略。

古语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技术是不可或缺的，但技术不是万能的，行为管理在技术和方法之上还存在管理之“道”。儒家思想中并不具备现代组织行为学中那样的庞大、缜密的行为管理理论，但是其中关于行为管理的智慧是震古烁今的。儒学是仁学，而“仁”字出现在3000多年前，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仁”即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的关系。“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儒家文化就是关于关系和沟通的学说。而人际关系正是现代行为管理的中心，可见儒家学说内蕴行为管理之道。

本文从中西对比的视角，探讨儒家文化中有关个体行为、人际沟通、团队管理、领导行为、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管理思想，进而概括儒家行为管理的总体特征，以期古为今用。

一、“为己之学”：儒家个体行为管理

西方学者对管理的界定各有侧重，但都赋予管理增进效率的使命，即致力于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现代行为管理学从心理学上的能力、人格、情绪、动机、知觉等方面，对个体行为进行分析。但是，对一个管理者来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如何把握自己呢？目标实现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呢？换句话说，管理的出发点在哪里，归宿又在何方？现代管理理论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而管理者在现实中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儒家学说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儒学是“为己之学”。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沦语·宪问》）孔子认为，学不应是为了见知于人，而应是“为已”，是为了成就自己、完善自己。孔子眼中的“学”是“为己之学”。对于“为己之学”，徐复观先生解释说：“所谓为己之学，是追求知识的目的，乃在自我的发现、开辟、升进，以求自我的完成。”圆杜维明先生也认为，为己之学“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为己之学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

在儒家文化的视域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人生精神境界的提升，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同进步。而个体管理归根到底是如何做人的问题。为此，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应架构起生命宽宏格局，既要积极进取、发愤有为，又要保有诗意情怀、宁静心灵，还要始终维持内省的勇气，保持一份对神圣的敬畏。

儒家认为，一个人要实现人生价值，完善人生理想，达到人生目的，就必须在确立理想志向的同时，要积极进取，发愤努力，孜孜不倦，奋斗终生。孔子倡导顽强执著、知难而进、敢于牺牲的勇气和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沦语·里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它是由于儒家始终抱有的对天下国家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产生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是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也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发展趋势。

《论语》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温柔敦厚、恭俭庄敬的和乐精神。《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论语》中快乐心态的典型体现。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乃至有人说他“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始终保持快乐的心境。

儒家有一种优美的“乐山乐水”的人生情怀和人生境界。《论语·先进》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谈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赞叹道：“吾与点也！”孔子对曾点如此赞叹是因为曾点的理想主义。朱熹《四书集注》：“曾点之学家，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常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之为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儒家讲究人世，但是面对生活现实的种种问题，要有一分忘我的境界，即超越生活现实去现实地生活。儒家之和乐精神与西方学者所谓“诗意栖居”颇有几分相似。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能够在精神的家园中“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至上的境界。对现代管理者而言，快乐地生活和工作应该是一种必备的然而普遍欠缺的能力，这不妨到儒家文化中汲取教益。

人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进步的，不断的改掉自己的缺点，不断的完善自己，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就会越来越少。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对管理者而言，遇到事情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作自我反省，少去怨天尤人。这是内省能力。而懂得内省的人是有所敬畏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天命关乎信仰，神圣；大人关乎社会规范，圣人之言关乎思想权威。一个人有了这些敬畏，信仰就会有所皈依，生活就会有所规范。在此基础上活着，生活才会觉得有目的，人生才会感到有意义。对管理者而言，对自然、法律、道德多一些敬畏，才不会忘乎所以，无所不为。

二、“忠恕而已”：儒家人际沟通

关于人际沟通，现代管理学就沟通过程、沟通渠道、沟通方向、沟通障碍、沟通技术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而在儒家看来，沟通的障碍根源于每个人都有差异，而人在感受事物时自然会对这些差异有所偏执，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人心之“蔽”。在儒家的视界里，解除人心之蔽，实现无障碍沟通的秘诀在于“忠恕”二字。

“忠”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所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自己的志趣、目标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这便是“忠”。在《论语》中，多层面地呈现了“忠”的意蕴：“为人谋而不忠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忠指的是对于自己的家人、朋友，要像对待自己一样予以对待，以自己的“止于至善”的价值目标与他人分享，以自己的爱好追求来助人、渡人、立人、达人。这种心理品格和做人态度，是社会人际交往的基础。“忠”会产生发自内心“诚敬”。这种诚，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坦诚，然后才是示人以诚。要赢得他人的肯定和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人感受到你的坦诚，以开放而坦率的态度与人交往，这样人才觉得可以信赖，他人才能以一种真心交流的态度与你相处。有发自内心的真诚，才会真正做到同理心和换位思考。

“恕”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不愿意承受的境况，就不要施加于他人。《中庸》、《大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则不厌其烦地强调：“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恕即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站在对方的立场，就不能只顾自己。儒家只要讲恕，都在强调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对人的要求，强调在接人处事待物行为中，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消解对私己的偏执，从而保证人我、人物各在其自身的限度内有所成就的过程。《论语·子罕》篇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摈弃主观揣测，包括不合理的假设、想像、猜疑等；不要太绝对化，要有变通性、灵活性；不要固执己见，有集思广益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唯我独尊。“恕道”也就是“中道”，在解决矛盾冲突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矛盾或冲突的一方，而应该全面地看到矛盾或冲突的双方，消解他们之间的对立因素，找出能够沟通的因素，从而达到和谐与协调。

《论语》有云：“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儒家“忠”“恕”二字可谓道出了沟通的不二法门，而其“三贵之道”则指示了沟通中的诸多原则和技巧。

“容貌”，就是人的仪态、风度，是沟通中的无声语言。“动容貌”的最佳境界就是孔子所说的“貌思恭”（《论语·季氏》），就是人际交往中考虑自己的容貌是否恭敬有礼，谦虚和顺。《礼记·玉藻》篇对“貌思恭”具体阐释为：“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等十个方面。

关于什么脸色才是“正色”，孔子指出：“色思温”（《沦语·季氏》）即与人交往时保持自己的脸色的温恭谦和。在孔子看来，温和之色是内在美德的表现，它表示你对他人的尊重。一张温和的脸色，既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又是对他人品格的尊重，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张通行证。人们根据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温和之色，可以判断其友善和诚实，断定他是值得信任的人。“辞气”就是谈吐。为了避免谈吐的粗野和悖理，儒家认为说话要做到“非礼勿言”。

三、和而不同：儒家团队管理

现代社会许多工作需要团队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善用团队管理，将激发成员潜能，提升组织效率与效能。现代管理理论通过解剖团队结构、分析团队特征来探求提高团队绩效的策略。对于团队管理，儒家主张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古代典籍中对此有许多精当的阐述。《国语·郑语》曰：“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及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后来孟子更是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是社会、组织呈现的和谐之态。儒家的“和”不局限于利益诉求上的均衡，也不是小集团的和谐，而是一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崇高境界。对现代组织管理来说，正是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神圣使命的不断努力，造就了卓越的团队和优秀的团队成员。

“和”同时是一种思维方法，即系统地协调人际关系。对于如何达成“和”的局面，孔子指出就是“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排斥个性差异，而是承认并肯定个性差异的价值。按照“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观念，个性的张扬有利于激发创造性，因而鼓励开发个性。维护个性有利于培养团队成员敢于负责，敢于冒险的精神，勇于不断审视现状、调整自身。这是推动每个组织前进的一个关键原则，也是团队创新能力的核心。当然这种个性的张扬应该是适度的，以不破坏整体的和谐为前提。在和而不同的团体里，人们总是在一种宽松而活跃的气氛中工作，而不是在紧张压抑的环境中做事。

美国行为学家梅奥于20世纪30年代在其所著的《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提出了“非正式组织”这一概念。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是一种存在于正式组织中，产生于同工作有关的联系并形成一定的看法、习惯和准则的无形的组织。如何对待非正式组织是现代管理研究的一个课题。对此，儒家提出“群而不党”。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 卫灵公》）群而不党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所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意思，即普遍团结人而不搞宗派，不拉小团体，不结党营私。比而不周则与此恰恰相反。做到周而不比，非正式组织就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比而不周，非正式组织就起到消极作用。

四、“政者，正也”：儒家领导行为管理

西方领导学理论十分丰富。有理论认为杰出领导者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性或品质，有研究认定领导行为与领导效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在研究领导与绩效的关系时应把情境因素考虑在内。对于领导，孔子说“政者，正也”，指出了领导影响力的本质来源，儒家还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领导方略。

所谓“政”即管理“众人之事”。儒家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身正，所谓“身正”就是为政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人格。为政者自己“身正”，其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素质就会在下属的身上产生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力量，其优良的人格魅力会使人产生敬爱感，具有感染力，人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规范。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靠命令去强制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所以孔子说：“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儒家的“政”，不仅是治事、治人，而是化人。在孔子看来，为政就是以人格楷模感化庶民之心。熏染庶民之行的过程。这一领导模式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领导行为伦理化。在孔子看来，为政并非别事，只是上者以德修身，以德正己，这样率先垂范，上行下效，社会自能臻于安康、和谐的状态。二是领导行为生活化。曾有人不解地问孔子为何不为政，孔子回答曰：“《尚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从政并非一定出仕做官，居家孝悌也是从政。

在儒家看来，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在诱导；另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重在强制。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主张用“道之以德”来引导人的行为，用“齐之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即用道德来诱导百姓，用礼法来约束百姓，这样就会产生“有耻且格”的效果。假如用法制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惩治百姓，则会产生“民免而”的结果。对此《礼记》中有一段论述：“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欧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礼记·礼察篇》）

孟子也有相似的阐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下》）孟子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或曰管理模式：一种是“以力服人”，即凭借手中的权力，靠惩罚制度对被管理者实行压服；另一种是“以德服人”，即靠领导者的道德榜样，人格魅力，通过说服教育，和被管理者进行感情交流与思想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孟子认为对被管理者要“以德服人”，不应“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道德所以能启发人的自觉，具有自律的作用，是因为有其内在的机制。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非强制性的、内化性的规范。“内化的规范也称为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们去遵守社会规范。”可见儒家的领导理论得到了现代心理学、伦理学的印证。

儒家认为，假如只有善的观念或意识，而没有表现这些善的行为规定，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善，而不是现实性善。孔子在强调“德”的同时，也强调“礼”的重要作用。儒家通过“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的“礼”实质是外部规范在作为人这一组织要素的内化，即是说，这种规范一定程度上依靠着人格的塑造，所以是有着巨大的约束力并具有持久性的。以“礼”来维系、规范和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实现组织的稳定性目标，与以“法”或其他强制性手段来维护组织，从方法上说，具有本质的不同。“法”是从组织强加于个人的，而“礼”虽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但很大部分却是由个人自身以自觉方式实行的。“礼”实质上是组织规范在组织要素（即个人）的内部结构中的功能性植入。因此，“礼”需要通过人格塑造来完成这种植入。

五、忠孝为本：儒家组织行为

西方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官僚组织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和非人格化。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不可避免地处身于人、群体、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在各种伦理关系中充当某种伦理道德的主体，而作为企业人格化代表的企业家，既是经济关系中的角色，也是伦理道德关系中的角色。与官僚制组织形态相异，受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的东方文化圈中，存在一种伦理型的组织理念与组织形态。儒家组织理论以宗法关系为中心，强调组织中的血缘等级关系。这样的组织都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以“家”为原型的。维持组织结构的是“忠”、“孝”伦理关系。“忠”、“孝”伦理不仅成为调整儒家组织内部人们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为维护组织内部的等级秩序提供了伦理道德依据，而且成为维系内部等级结构的组织力量。

企业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如何采取行动以保护和改进公众利益，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把义与利视为对立统一体，讲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儒家以“仁”为本，即重视“人”，把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以“仁”为本的企业应当关心职工的生存状态，努力为职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各项福利。企业应当避免单纯以成本观念看待职工的工作条件、工资收入和福利，而应同时以价值的眼界来看这个问题。使职工在精神上不断得到提升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是对他们更高层次的尊重和关爱，而这样对待自己的职工同样也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

以“仁”为本的企业，除了对员工待之以仁之外，还有“外仁”即与外部的关系。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在儒家看来，竞争须是彬彬有礼的争，君子的竞争也是有风度见仁爱的。以“仁”为本的竞争，就是要引入“竞合”理念，建立起双赢模式，在适度竞争中促进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仁”还包含对供应商、经销商的社会责任，它不会凭借自己在产业链中的控制地位而对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一味榨取，而是心存体恤谋利有度。

六、儒家行为管理思想的特征

儒家文化是一种立足于现实世界，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价值取向的内敛型文化，它的内脉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和谐。儒家行为管理思想总体上具有管理与人生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理性地适应世界”等特征。

儒家认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做人，管理、事功和人格完善、人性丰富是同一的。儒家行为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身”，即从自我管理开始。儒家重视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可塑性，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正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获得人们认同的过程。“正人必先正己”，就是要求每一个管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然后从“正人”的角度出发，来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丰富人性，完善人格。“正己正人”作为儒家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现代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己正人是对古今中外管理行为本质的高度概括。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指出中国之所以没能走向资本主义，是因为儒家伦理的价值体系与基督新教伦理不同，它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力动因，不能诱导出经济理性主义，因为“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且不说韦伯用唯文化观念单一地解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不免形而上学，他通过中西方的比较研究，确实揭示了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一个本质区别：一个理性地去适应世界，一个理性地去支配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儒家思想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为韦伯所不赞赏的“理性地适应世界”正是儒家行为管理的智慧所在。“理性地适应世界”本质上是指行为管理的合理和适度，对事物的合理性的追求也就是中庸之道。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一个合理的范围，而管理的目的本来就是力求使事物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以发挥出最佳效益。现代人对世界更应该多一些适应少一点支配。现时代是一个守成的时代，一个和谐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精神的自由和富足。“理性地适应世界”是一种懂得自醒、谦恭和敬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