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环津圈”村镇空间衍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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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乡村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城市化的本质也就是社会现代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乡村城市化的特点，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城市都是由乡村发展演变而来，作为畿辅门户的天津也不例外。天津村镇聚落的形成历史悠久，其形成原因多因物产资源、地形地貌、交通运输及政治军事方面因素。

一是盐业生产。天津濒临渤海湾，有丰富的优质海盐资源，西汉即有煮盐灶户，五代后唐始建盐场。后由灶户集聚成村，发展为集镇，如津南区的咸水沽镇和葛沽镇、河北区的盐坨村。

二是渔业生产。天津为渤海沿岸重点渔区和渔港，又处于海河水系入海口，河流纵横，鱼类资源丰富。早在13世纪前就有人以捕鱼为业，人们沿河、淀、海岸定居，渐成聚落，如今之大沽、北塘于明万历年间已成为沿海集镇，塘沽前后避风嘴、驴驹河等渔村，都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形成的，今北辰区宜兴埠镇（村庄建于元朝初年，曾名鱼腥铺）、双口镇（村庄建于明永乐年间）则是从事淡水捕捞的渔户形成的聚落。

三是粮盐漕运。金代以来天津曾是京畿漕粮集中转运枢纽，沿河建仓立村形成聚落，如今东丽区的军粮城镇、北辰区的北仓，还有东仓、西仓、南仓、崔家码头、大直沽等都是因此而形成的。

四是历史屯田。天津曾是边陲重地又是畿辅门户，历代王朝多在境内驻军设防，屯垦自给，形成众多村镇。如“何家圈（围）地势平坦，土性滋润，天然粳稻之乡，前明汪应蛟相度屯田以此为首，围中有官庄围，南有大人（任）庄，询诸老民，当时屯田官及屯田御史、屯田道厅等驻于此，故名”（[清]吴惠元等：《续天津县志》卷七，水利营田图说）。

五是行业发展。窝贝厂即是永乐年间南京和山东人到此落户，靠打捞运米沉船在此晾晒为生，晒米场曾名窝背厂，雅称窝贝厂，打铁苏庄就是苏姓打铁为业建庄得名，以开香铺为业王姓建村为香铺王村，以种山药出名的村庄谐音单庄，彪家庄是因为村中有镖局演化而来，种植桑树、养蚕为业的村庄名白丝窝、桑园，而制造盆罐为业的村庄就叫盆罐庄，古时曾制造盔甲的村庄则得名造甲城。进行鱼虾交易的地方得名鱼市口，进行马匹交易的则建村为南北马集。

天津就是从其中的一个小直沽村发展而来，“传说从前这里有两个直沽：直沽麦格纳（Chih Ku Magna）和直沽帕沃（Chih Ku Parva），即大直沽和小直沽。它们是相距五、六英里的姊妹村，大直沽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是个微不足道的村庄。现在的天津就是当时的小直沽，它不断地扩展，并吞并了附近的村庄，最后建起了城墙。不久的将来，小直沽将把大直沽也纳入其版图之内”（甘霖：《殷森德华北传教记》，伦敦卫理公会出版社1909年版）。

至乾隆初年，天津城外四乡县辖村共315处，“津之乡镇，东自头甲至西堤，为村凡八十六；南自倪家台至芦北口，为村凡一百；西自碾陀嘴至炒米店，为村凡五十二；北自钞关至上浦口，为村凡七十七”（[清]李梅宾等：《天津府志》卷八，乡都户口志），可谓人烟稠密。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这些村落进一步发展演变，有的村庄自然消亡，有的村庄相融合并，诚如《重修天津府志》所言：实减之故，必因河流齿地，或漫淹日久，庐舍尽塌，民他迁徙而庄亡，但又有名垂亡而非实亡者，此惟郡城绕郭，昔因星罗分散，各有小名，近则烟户日增，渐成一片相连，故通称大名而小名转隐。而一些新生的村庄也逐渐成型，据《重修天津府志》记载：东乡内前无今有十四庄，南乡内前无今有三十七庄，西乡内前无今有二十庄，北乡内前无今有二十三庄。民国年间的《杨柳青小志》也记载：“杨柳青、王庆坨两村中间有大柳滩，新村也。才五十余年，骤至数百户，皆济南人，此间耕樵利益，济南人趋之若鹜，将来或连为一大埠也。”

这些村庄的消长发展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如洪水淹没、河海改道等等，而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作为天津城区周围的村落，它们的生存发展始终与天津城市的成长息息相关。

首先是乡村街区化。这表现为城市建成区的逐渐扩展，日渐蚕食周围的乡村，把乡村部分或全部变为城区的一部分。“城厢狭隘，历年开辟，有旧时村庄今与城市相联者，相沿日久，直以为街市之名。如锦衣卫桥、海光寺、三官庙、永丰屯、金家窑、望海寺、马家口、芦家庄等皆是也。窑洼在光绪初年犹是荒瘠之区，今则辟经衢，开纬路，高楼杰阁，林木森然，今直督行署一带是也”（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一，乡镇上）。

从天津城区面积的扩展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筑城四至面积为1.64平方公里，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增至9.4平方公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国租界建立，至1911年面积达16.2平方公里，1928年达36.2平方公里，1945年达49.7平方公里，解放前徘徊在50.3平方公里上下（张树明主编《天津土地开发历史图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其次是近郊市镇化。明朝时，天津卫城四周，多为屯垦之区。到了清代，不少居民点逐渐形成村落，如：“东南多水乡，……人烟稠密，村落纷如”；“津邑西北，为南北运河交流之所，村皆附河，而大道出其间，水陆扼要处也”；“津城西南为南运河经由之处，……近河诸村，田园相望”；“津邑南乡地多洼下，村落错处，蹊径纷歧”（《津门保甲图说》，天津市地方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村镇最著者如西沽、丁字沽、军粮城、大直沽、马厂、咸水沽、泥沽、葛沽、大沽、堤头、土城、宜兴埠，皆户口稠密，均与荒僻不同。”其中“杨柳青地方繁富，几与从前城治相郛，比之近时城治，则尚远也，然亦县治中之大镇也。至东南乡，所谓新农镇者，天津镇总兵周盛传于其地开支河，建桥闸，畦浍交错，树木成阴，则同光以来新开辟也”（[清]张志奇等：《天津县志》卷四，疆域附乡都）。大沽一带也发展很快，“大沽口当天津府之东百余里，为由海入河之道，凡海舶自吴越闽广来者，皆由是以达于天津之关，唐人所谓三会海口也”，清朝开放海禁以后，“迩年以来，吾沽之庐舍顿改前观矣，吾沽之丁壮日见繁衍矣，结网而渔者虚往实归，煮海而盐者月盛岁增矣”（高凌雯纂：《天津县新志》卷二十四，碑刻）。

根据同治年间《津门保甲图说》的相关统计，最晚至1846年前后，“当时的天津已经形成了由都市中心区——周围15乡镇——附廓351个自然村组成的严密的都市层次体系，大体情况是：都市中心区9.4平方公里；西北方和北方5大镇：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仓、宜兴埠；东南方7大镇：大直沽、灰堆、咸水沽、葛沽、双港、新城、大沽；西南方1大镇：杨柳青；东方2大镇：大毕庄、军粮城”（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其中15个乡镇中又有6个较大的城镇即西沽、丁字沽、北仓、葛沽、杨柳青和大沽，除了大沽远离城区以外，其他“五镇人口由0.7万～2.5万不等，是为天津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五个地点”，而大沽镇则是“清代天津城市沿海河流向东部滨海地区扩展过程中，在海口地区又形成了一个万人以上规模的城镇，给形成中的天津城市体系孕育了一个新的城市次中心的胚芽”（陈雍：《明清天津城市结构的初步考察》，《城市史研究》第10辑）。

至光绪年间，天津周边进一步形成了围绕城区的南乡七镇（新农镇、白塘口镇、咸水沽镇、葛沽镇、新城镇、双港镇、灰堆镇），西乡一镇（杨柳青），北乡七镇（西沽镇、丁字沽镇、北仓镇、浦口镇、旱沟镇、三河镇、桃花口镇）以及358个自然村的村镇格局。

总体来看，天津城乡村镇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极强的亲水特性，越接近河流的村镇数目、人口数量就越多，“天津为九河下流，于北地称泽国，城东、北二面临大河，余二面无水”。城市中心的北门外、西门外、东门外依傍南运河，东北城角区依傍南北运河，因此各区人口多达万人，村镇数量众多。而南部地区没有河流，村镇寥寥。因此当代天津城乡空间结构所呈现的自西北向东南狭长的城市地理造型，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