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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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制度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非制度文化问题;揭示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中存在的霸权与控制、冲突与妥协，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的“工学化”思维方式和单一、对立的行事习惯。

课程标准 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 行事习惯

一、制度文化是课程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全新视角

课程制度是联系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桥梁，各种课程思想、课程理论和课程理念只有落实到制度创新上，才能推动课程改革向前进。同时，课程活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关涉诸多不同行为主体、组织机构和各种规范的复杂系统，一切课程活动都必须在课程制度规定的框架内开展。因此，制度是课程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对课程制度给予关注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宏观的新思维，它既体现在隐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习惯之中，也体现在显性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和约束机制之中。制度文化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又有对象化、实体化的意义;它既是一种从文化的视角认识社会规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

制度文化就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它的本质是规范性文化，包括非正式制度文化、正式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机制。其中非正式制度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正式制度文化指人们有意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制度运行机制指保障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的各种规范等。英语课程标准，是对英语学科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的总体性规定，是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写等方面的基本规范与标准体系;它对英语学科的课程改革具有定向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重要意义。下面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1.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认为，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一种法定文化。课程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控制[1]。课程领域是一个各种政治影响因素和意识形态互相竞争的战场[2]。课程标准也不只是关于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专业文本”，更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得以灌输的“政治文本”。课程标准研制不仅是关于制定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技术性过程”，同时也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力较量和价值碰撞的“社会过程”[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人们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和风俗习惯等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成了非正式制度文化的核心层面。从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与形成机制来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存在以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的问题。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动因中的霸权与控制

一般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即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和对学科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的实施与评价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就是以这些研究结果为基础或标准对知识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都可以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缘起，但从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的需要是主要缘由。而学生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只有在不与社会需要相冲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推动因素。这种社会需要实际上并不是反映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而只是社会支配阶层特别是国家决策层的需要。因此，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根本上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状态下进行的，它几乎不可能逾越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霸权和价值观的控制。来自科研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的价值诉求，只有在与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认可甚至在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3]。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是指从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新课程标准正式出台的过程。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由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授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选拔学科专家、优秀教师等组建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开展工作。首先，由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制定课程标准的整体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工作计划;然后，英语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在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对新课程试验结果总结的基础上研制（修订）出符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课程标准;最后，新研制（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由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实施。从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一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规定或限定了课程标准的思想方向、研制原则等，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团队的领导者和评审者;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实际负责学科课程标准的具体研究与编制，所以它在整个课程标准研制体系中处于执行主体的地位。

启动课程标准研制是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霸权和控制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象征，但这绝不意味着课程标准编订的具体过程中没有矛盾与斗争。因为有权启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并对其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进行规定的是政府决策部门（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但实际参与研制英语课程标准具体工作的却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而政府决策层与课程标准研制者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属性的两种社会角色、两种社会群类。政府决策层是“政治精英”，而课程标准编订者则是“文化精英”，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教育观、课程价值观等问题上所持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看，作为受其委托的“法定知识”（课程）标准的制定人、作为社会支配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代言人，课程标准研制者在编制课程标准的过程中不能不遵循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从课程标准研制者的角度看，作为“文化主体”的课程标准研制者又具有独立人格与文化自主的意识，未必会完全心甘情愿地“说别人的话”，而是会寻机表达自己的立场，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标准之中去。而且，对于课程标准研制者来说，这的确是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课程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大好机会。这样，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斗争便成为必然。在这种冲突与斗争中，后者向前者做出妥协与让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新研制或修订的课程标准都要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有资格颁布实施。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者不得不根据审查结果对课程标准的文本进行改动以使课程标准最终符合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要求[3]。

2.从思维方式与习惯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维方法、程序和模式。它是潜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后的、认识和评价世间万物的稳固的思维定向状态。这种思维定向状态是从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凝固起来的，因而它不仅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决定了主体创造力的强弱及其释放过程。习惯是在思维方式的决定下、在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的惯例或作为“标准”的行为[4]，它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因素。无论是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实践中，还是在不同视域的课程理论研究中，课程思维和习惯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决定因素。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思维方式的“工学化”

课程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形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更高的生产效率是整个社会的强烈追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技术、标准和科学管理的顶礼膜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早期的课程研究者也逐渐将科学方法、科学管理思想和技术引入课程领域。课程开发中逐渐形成“工学思维”，即通过技术化、简约化的方式，以期用最低的成本开发出高效的课程。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课程开发又衍生出“技术――控制取向”和“概念――实证取向”两种基本取向。前一种取向以博比特、泰勒等人为代表，主要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化方法;后一种取向以布鲁纳、施瓦布等为代表，主要侧重于课程内容的科学化。“正如艾波所云：课程领域从其胚胎期起，就潜存着工厂导向的特征。其名称虽有改变，但课程思想中的逻辑仍然是输入――产出、手段――目的的推理方式。”[5]现在的课程研究者，因继续持有这种工学思维而使课程开发的工学模式至今仍为课程编制的圣经。这种工学思维表现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便是将英语课程标准的编制当作一种技术过程，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来提高英语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忽视了课程标准相关利益主体（教师、学生、家长等）的有效参与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对课程标准的影响。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行事习惯：单一与对立

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习惯是指由课程思维方式决定的，起着规范课程行为作用的惯例或准则。按照课程习惯对课程行为发生作用的结果的性质，可将课程习惯分为积极性习惯和消极性习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积极性习惯是指有利于课程标准民主地、科学地和有效地研制的各种习惯，反之就是消极习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同时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课程开发领域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研制几乎完全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科教学专家和专职教材编制人员的职权范围，完全只是政府行为。这种惯例必然导致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主体的人员单一、学术结构性失衡，使课程标准的理论基础变得狭窄、单一，很难使英语课程标准兼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学生的需要、教师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最终使英语课程标准偏重社会中心或学科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并且，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实践中，教育决策者、课程理论专家、学科专家和教师之间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对立，都各自坚守各自的价值取向、学术立场和课程设计方法论等。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是一项背负重大社会和历史责任的工程，研制主体的单一性势必违背课程设计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要求，课程领域的对立习惯更有损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健康进行，这些都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课程标准是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都要参照的重要标准。由于课程标准研制是课程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和基石，而且我国的课程标准研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所以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在整个课程制度建设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对课程开发制度建设、课程实施制度建设、课程评价制度建设和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等都有一定的启发、参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制度建设甚至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以上笔者仅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习惯、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如非正式制度文化一样是潜藏于课程标准研制的整个过程中，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和编制都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正视这些问题，是研究如何改善我国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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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忠敬.意识形态与课程――论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外国教育研究，2003（5）.

[2] [英]A.V.Kelly..课程理论与实践.吕敏霞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3] 吴康宁.学校课程标准的社会形成.教育科学，2003（6）.

[4] 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5] [台]欧用生.课程研究方法论――课程研究的社会学分析.高雄：文图书出版社，1984.

[作者：宋新克（1980-），男，河南南阳人，河南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