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批评须挣脱“四不得”锁链 /新《三国》偏离了“中国史心”/《A面B面》:从内到外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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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星文
日前,著名导演金韬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对文艺批评现状的看法。他认为,电视剧的美学体系还没有建构起来,电视剧批评存在四个“不得”:题材评不得,作品骂不得,人名提不得,真话说不得。
应该说,金韬导演一语道破了当前影视批评的尴尬。这里的“批评”不是指网络上自发的散碎评论,而是指有一定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媒体人撰写的文章。电视剧作为最流行的大众文艺形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历来为各方所重视。电视剧创作沐浴在改革进取的空气中,也被某些传统保守思想所制约,电视剧批评作为生产环节的延伸,同样处在走向不同的两股力量的夹击中。同时,商业大潮的侵袭又使电视剧批评脱离了“以文本论英雄”的轨道,夹杂了很多商业算计,立论的公信力和分析的专业性大受影响。
所谓“题材评不得”,集中体现在那些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当代敏感题材的电视剧中,剧本经过层层审查、反复斟酌、一再修改后定于一尊,经过拍摄和审定后才能播出。此刻,这个电视剧似乎已经打上了“绝对真理”的印记,批评者要么在其刺眼光芒照耀下不敢批评,要么一肚子话找不到有效的途径说出来。所谓“作品骂不得”,更多是指一部电视剧就是一单投资巨万的生意,投资人最担心批评导致收视率下降或其它播出“事故”,影响资金回笼,因而总是倾向于自我表扬,并封堵批评意见。久而久之,“骂作品”似乎成了断人财路的事,让人望而却步。
所谓“人名提不得”,是指坊间偶有批评的声音,也都是不点名的宏观批评或现象批评。显然,这种“空对空导弹”不利于触动灵魂、交流观点,可是一旦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就会成为一个万人围观、两人对决的娱乐事件。此刻,批评的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互掐”的娱乐效应。而“真话说不得”是有了前面“不得”之后的必然结果,不能议论题材、不能褒贬质量、不能指名道姓,也就剩不下什么真话了。
文艺批评本来是影视产业链条的重要一环,可是“四不得”的文艺批评已经失去了应有地位和价值。这样的评论不能提供创作上的参鉴和审美上的共鸣,而评论者也被边缘化了。真正的批评只存在于网上“散养”的评论中,鉴于网络众声喧哗的特性,冒头网评的优点是机智有趣,缺点是单薄和非理性,不是“骂杀”便是“捧杀”,理性而深刻的评论往往会被淹没。因而,要想为电视剧建构完整的美学体系,还是要借助“正规军”的力量,让他们走出四个“不得”的泥淖。
只有获得题材批评的自由,才能通过文艺作品探求真实的人生和世界,提高认识水平。只有形成对作品褒贬自由的风气,精品才能认定,并成为学习的标杆,次品才能剔除,并成为行业的教训,批评才能和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只有形成真名实姓讨论问题的习惯,才能打破一团和气的庸俗状态,生发出互相激荡、共同提高的氛围。只有把说真话奉为批评的无上准则,文艺批评才有生命力,才能成为一门姿态独立、受人尊敬的学问。
文/叶匡政
我不是三国迷,仍然追看了新版电视剧《三国》,这大概就是名著的力量。
新《三国》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空镜、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变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桥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发矫诏召集的,刘关张是随公孙瓒前去会盟的,在剧中竟成了孤单单、惨兮兮地只身赴会。剧中这样故意变更细节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可以不交待,但一旦出现就不该有明显硬伤,否则的话,会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还未看完全剧,很难做出整体评价。但从导演高希希和编剧对媒体的说法看,新《三国》是想为曹操翻案的。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改变曹操的奸雄形象,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与奸诈已变得不再重要。很多之声,多把“扬刘抑曹”看作罗贯中的立场,或是历史的误解,其实并非如此。《三国演义》之所以被视为第一才子书,是因为有三绝,一绝在诸葛孔明,他既有隐士风流,草庐中能识三分天下,又能尽乎人事鞠躬尽瘁,是知识分子理想的化身。二绝在关云长,有单刀赴会的神威,也有义释华容的恩义,有达旦读史的儒雅,更有独行千里的忠义,成为一代名将的理想化身,所以会成为历代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崇为“武圣”,在民间与“文圣”孔子齐名。三绝才是奸雄曹操,一句“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尽显政治家实用主义嘴脸。
有了前面二绝,“扬刘抑曹”不可避免,罗贯中不过是尊重了中国民间历代形成的公共记忆。一旦用了“曹操视角”,孔明和关云长的形象势必被弱化。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并不是行动和结果,而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有的事成,有的事败,现代人多关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孔子到屈原,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所以民间对《三国》推崇,更多的是对大人格、真性情的推崇,而绝不是“只以成败论英雄”这种庸俗的历史观。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尊重原著精神,哪怕是创新,也会标榜为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目的是唤起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新情感。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说没有价值观,而是指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我希望这部新《三国》,至少标榜的不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文/王国平
电影《A面B面》是一个矛盾体。
它有如一把匕首,直接刺向剧烈转型期的社会肌理。电影探讨的问题很严肃,时代变迁日新月异,有人适应,跟得上步伐;有人迟钝,只好掉队。掉队的这群人,他们的悲剧此时此刻或许就在某个角落上演,《A面B面》将目光投向了他们。
主体故事发生在精神病院,这里的领导想着的是经济效益,直白的表述就是如何实现床位的饱和。依照这个经营思路,没病的要整出病来,病轻的要整出病重来。这是个疯狂的所在。大学教授陈聪明想了解医院的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他就在课堂上故意夸张“表演”,借领导在场喊出“人人都有精神病”的口号,结果被当成了精神病送进了医院。他以这样的方式从事调查研究,算是个疯狂的人。
医院的职工梁海潮对前妻柳悦念念不忘,而柳悦离开的原因是他没有钱财,一个穷光蛋,她追逐物质生活,就像当下火爆的一档电视征婚节目里某女嘉宾宣扬的,“宁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但是她又不满足于物质的奢华,精神层面上又经受着煎熬,患上了抑郁症。她的新欢萧春雷也是个二婚青年,是经营这个鞭、那个鞭的“补品大王”,人似乎都在退化,唯有吃补品才可以生存。
梁海潮想跟柳悦重归于好,两位策划一番,给萧春雷吃了兴奋剂,被“诊断”为精神病投进了医院,好人被当成了病人医。梁海潮是走火入魔地疯狂,而柳悦是带着抑郁症被动地疯狂。
陈聪明觉察到了这一切,他试图要拯救萧春雷,两人开始了“越狱”般的谋划。这算带着正义、良知的疯狂行为。
陈聪明处于“掉队”的边缘,他还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以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进行学术研究,比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在空调房里炮制无关痛痒的长篇大论更具价值。
柳悦掉队了,她有美貌、有事业,享受着物质欲望带来的生理满足,但心理空无,没有着落,没有边界。精神的虚空远比物质的贫乏更可怕,也更有毁灭性,所以她试图割脉自残,了却生命。
和柳悦一样,萧春雷也貌似社会的“成功者”,有房有车有事业,唯独没有幸福。他在商场上如鱼得水,在情场上不乏实力,但吝啬于把亲情分给与前妻生下的小女儿。他在猜忌柳悦是否忠实于自己,而且也猜忌得有道理。他所拥有的金钱也填不满他内心的空洞。
梁海潮念着旧情,但是凶狠地要将萧春雷置于死地,顶撞着法律的束缚。他成了一个缩影与代表,是社会悲剧的创作者,由清醒转入疯狂,最终走向了真正的疯狂――他彻底进了精神病医院,由医院的工人摇身成了病人。
这些主人公身边上都携带着编导的批判锋芒,他们以个体的身份,代表着当今时代的某个群体。他们各自的身后站在一群人,对应着他们的位置,上演着现实时空里的真实故事。
这就是电影的力度,对现实进行直接的干预。不过,《A面B面》似乎走得更远。它直接把现实搬进了影像,几乎没有经过艺术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网络红人“芙蓉姐姐”的参演。
她不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是萧春雷的一个店员,主要职责除了边替萧春雷拨打电话,就是本色地摆出各种怪异的造型,供萧老板娱乐。没有她,这部电影不会流失什么;有了她,这部电影显得更为疯狂。“芙蓉姐姐”的出现并大行其道,彰显出了当今时代的宽容,更表征了社会的疯狂程度。而她以这样的方式亮相银幕,到底是在批判,还是在赞赏?
《A面B面》在叙述疯狂的故事,而它本身也卷入疯狂,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