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一条走不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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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屏幕上,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羊群,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郭建梅的声音从画面里传出来,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已经14年了。
这则公益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儿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3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手指,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情形不用说是3个手指受伤,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比比皆是。当初对是否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拍。最后她还是接了,因为“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郭建梅接拍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用来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残疾人等等。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这里一共有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元,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3000元～5000元,行政人员更少,2000多元。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办了2000多个案件。
“如果凭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据说,这样的人通常很执著。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时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用来卖的馍。”奶奶的死,让她一直在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两岁时,她离开河南农村,来北京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10平方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后,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儿。她一直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因为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院子里其他孩子都不带她玩。一次,她跟在一群孩子后边,别人不带她,在关门时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下来。还有一个元宵节,大家都提着灯笼走街串巷,姥爷买了一个画着的粉红色灯笼给她,让她跟着去玩。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后面。结果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这些伤害影响了她的性格,她变得很要强,特别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刘震云还有女儿,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会给人家搁上1块钱。”
8岁那年,姥姥把她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时,郭建梅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1979年,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在北大,她是班上12个女生中最穷的人。
在一位同学的宿舍里,她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中文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但是刘震云的表现很好,郭建梅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梨上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也是他不知省了多少天才省出钱买的。”当时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也觉得他真诚善良。上学期间,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郭妈妈上楼下楼。郭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好,你看他一个肉包子都不尝,给我们吃,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妈妈病危。她当时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可是,妈妈对她说:“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现在,每次他们一起出去,只要看到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就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成为公益律师
1983年,郭建梅从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1995年,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那次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人能回答。在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自己像是找到了“亲人”。
回去后,她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自己了。刘震云说,只要觉得快乐就去做。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的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辆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但很快败诉。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身上散发着臭味,眼睛因无钱治疗而发炎。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法院的人问郭建梅:你是接不到案子吧?给这样的人,她能给你多少钱?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连自己都被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仍然是败诉。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一下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也大了。“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中国的NGO
不久前,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缺乏社会的激励机制和相关保障。办案中不被理解、不被支持,诸多的艰难要面对,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被中国人接受,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但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中有1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谁是傻子。”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郭建梅坚定地说。
一直走下去
中心成立5周年时,郭建梅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开始流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那段时间她经常哭,觉得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吗?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很拧巴的一件事。”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不久前,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郭建梅非常感慨:“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也没想明白,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跟我们说着话,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赶都赶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的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她的回答是:“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
走了十几年,郭建梅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