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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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潮此起彼伏，竞争、误解与攻讦从未停歇。正因如此，男男女女尤其是深陷其中的知识分子需要慢慢走，擦亮眼睛，涤除不断加于那些一度被形容为无比可怕的思想之上的污垢，并深入思考何以原本复杂的事物竟然被别有用心地简单化、歪曲化。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的讲演稿《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做出了表率。回到思想史的脉络，自由主义源远流长，自14世纪就有的“自由的”一词有多重内涵，而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同样也有难以穷尽的多样性。但不管怎样，自由主义可以看成由一批中心观点组成的观念共同体，从哲学层面说，其核心是“自治的主体”“理性选择的过程”及“进步的观念”：“进步的一个维度就是创造和建立一些规范，从而能够提高组织内公民的信心：那些能够防治腐败的、增加决策透明度从而让决策后果承担者更多获益的、以公平为原则重视公民情感的规范。”[1]实际上，倾向于市场而非国家调控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强调权利平等而限制国家介入的政治自由主义都衍生于此。伴随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自由主义在一些国家与地区赢得青睐，落地生根，而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也绵延不绝。鉴于其在历史跨度与地理格局上的复杂性，雷蒙·布东把自己的论述范围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欧洲与北美地区，从社会性与认知性角度，层次十分清晰地探究了非自由主义思想的“供”与“求”：源自何处、何以传播。在雷蒙·布东的娓娓道来中精辟之论散见其中，这对于我们看待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发人猛醒、裨益良多，美中不足的是他在谈及其他思想时因为误解而流露出了强烈的保守情绪。

自由主义思想遭到的致命打击无疑来自马克思主义。苏联创造出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一度令世界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热血沸腾，而等到“匈牙利十月事件”“布拉格之春”特别是剧变给予人们沉痛的教育之后，知识分子也渐渐远离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理想模式。宏大的乌托邦的确陨落了，但其中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看待世界的解释范式——代表性话语为社会是由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组成——依然根深蒂固。雷蒙·布东颇为遗憾地指出，这“也许是因为它们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们提供了解释现实、特别是自由主义社会中渗出各种形式不平等的关键。这些关键被无可置疑地视为是有效的，并非因为它们源自一个显而易见的真实性，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如此盛名远播所产生的惊人的精神影响力”[2]。换言之，平等是自由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达到机会均等，而且，在解决不平等的过程中还会带来新的不平等，如此以来，实现平等就需要耗费时日。正是针对这一棘手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诱人的蓝图与一揽子计划。非自由主义思想的繁荣还跟文化空间的分布、知识分子的类型紧密相关。当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想矩阵相互对抗时，前者通常蜷缩于经济领域，而后者则进驻了大部分其他的人文学科，这种力量的明显悬殊让雷蒙·布东惋惜再三。一种语言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如是说，这当然也意味着上述两种思想矩阵之后站立着两种或更多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放眼思想市场，纷纷扰扰的说辞往往有着并不单一的、不同的动机，辨识起来，如下两类肯定是个中较为重要的成员：一是受知识力比多激发者，其主要目标是创造能够有效解释社会的知识；二是遵从信念伦理者，其主要目的是对现实或理想的社会予以合法化。不言而喻，任何研究对象的选择都不可能绝对中立，但比较起来，前者还是努力坚守在观察与分析时的价值无涉原则，而后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能够让他闭嘴的恐怕唯有无可挽回的残酷现实。雷蒙·布东强调，对于不同的思想，人们应该认识到某些知识要比其他知识更为直接地遭受现实的评判。譬如，分析经济趋势的经济学家很快就会迎来人们的掌声或嘲讽，而那些倡导某项社会政策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则有充裕的时间坐享美名，即便等到最后翻出的底牌证明该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时，或许他成了德高望重的垂垂老者，或许他早已赚得盘满钵满。太多活生生的事实一再重复着如下自由主义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开的基本过程：最初，“社会历史背景和局势产生了一些被大众看来很突出的事实。于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一种需求，引来了服从于信念伦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机’知识分子试图去开发它。而当这些突出的事实给人一种印象——暴露出某种自由主义社会的缺憾时，它们就会促使以上那些知识分子构建他们的论断，这些论断深深植根于那些由非自由主义传统推出市场的解释图式中”[3]。在上述过程中，一个颇为反讽的现象经常出没：反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社会的缺陷猛烈轰击后，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指责其实在于后者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暂时背离。更为讽刺的是，这种批判经常是狗血喷头式的，当把自由主义说得体无完肤时，从来没有认真地坐下来反躬自省，勿用说虚心吸取其中的精华之处了。对自由主义满怀怨恨的非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广泛流传，还必须提及教会、政治党派等机构与遍布各处的政见团体，他们都为自由主义的漫画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而市场是盲目的，是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它遵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教条——这种指斥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人们并不陌生，问题是，非自由主义的简单化描述何以在包括知识界在内的整个社会迅速扩散开来？雷蒙·布东列举了几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其一，20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了对实用性理论而非此前的真实理论的狂热追求，进而导致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力衰落。其二，相对主义认识论的流行从内部腐蚀了人文教育，催动了知识分子道德主义的肆意膨胀，他们对学问一知半解，自满于种种“正确”而动辄把自己扮作良知捍卫者的高尚角色，不再有起码的宽容心及批判力。其三，简单的解释范式与概念关联对知识分子，更对为日常生计而东奔西走的男男女女有极大的说服力。其四，社会认知机制已经生成了厚厚的保护层，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占据了教育领域等要津，这使得有见地的知识与犀利的批判常常一时间对它奈何不得。其五，市场带来的堕落效应，譬如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文化的庸俗化等，这些标签让男男女女忘记了众多缺陷并不能完全归罪于自由主义，而且，问题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背离了自由主义原则。雷蒙·布东在总结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后指出：自由主义传统已经在经济学以外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激发出耀眼的学术成果，而且，几乎所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出于应付——都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纲领尤其是他赋予公共权力的三项职责表示赞同，至于反自由主义者，其实很大部分都是由于对自由主义未能很好地实现才加入反对的阵营。与对不利因素的详实论证相比，这一高调的陈词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却给人带来莫大的安慰，使仍在经受这样那样困苦的男男女女振奋不已。

自由主义传统并不奢望能给世界提供某个整体性的视角，实际上，雷蒙·布东对整体论满怀鄙夷，譬如，他斥责“现代性”“后现代性”“危机社会”等概念陷入整体论的泥沼而不自知，而这些风格上“轻佻”的家伙“足以瘫痪整个思想”[4]。令人疑惑的是，不加分析地将一大批思想家围绕上述关键词的大量讨论全盘否定，在思维模式上是否也是宏大叙事？而且，作为一种描述社会历史的方式，总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概括性，能否把这种概括性统统贴上整体论的封条弃之一旁？我想，重要的是应该看某一概念图式作为再描述比以往多出了什么，带给男男女女怎样的新认识、新见解与新启发。还是涉及到方法论问题，雷蒙·布东认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之所以赢得人们的认可是因为它“运用了一些尽管存在疑点却精心建构的解释图式。它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它却是有用的”[5]。具体说来，这是由于对自由主义价值——个体尊严——的关注催生了具有非自由主义色彩理论的出场，而它们热衷于采用因果主义的方式来阐释人类的行为，福柯即是其中一员。然而，既然福柯的解释有用，可以有效地进行解释，那么，何以他的解释方略错误？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人们记得，福柯通过研究监狱在法国刑事体制中的诞生，“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6]。通读一下福柯的这部作品，不难发现福柯的“解释图式”与鲜活的历史细节水融，或许这就是雷蒙·布东也不得不承认它“有用”的原因。当然，福柯的兴趣不是着眼现在来写一部过去的历史，而是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正是这一意味深长的强调提醒他的读者此中大有真意，耐心地咀嚼过后必然会有撼人心魄的共鸣。

珍爱自由主义的雷蒙·布东应该希望看到与它家族相似的兄弟姊妹，譬如美国的实用主义。遗憾的是，他虽然承认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点关联，但继而断言前者与其他哲学相比更缺乏声色与吸引力。其实，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远为密切，两者的核心理念并无二异。这一点在实用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杜威极力推崇通过民主教育的途径达到全民平等——这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和物质安全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文化机会平等的时代，是一个男男女女都有平等机会来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时代。与亚当·斯密强调借由公共权力制定规范来达到平等不同的是，杜威强调的是学校教育在通达平等中的重要作用。或者说，前者突出的是刚性的政策，而后者彰显的是柔性的文化。尤须记取的是，杜威明了远大的目标绝非可以一蹴而就，所以，他反对那种认为民主主义有一个固定外表、稳固本质可以代代相传的想法，提醒男男女女对于民主主义的观念与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重新发掘；同时，改造和改组那些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以适应、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物质及精神需要。“必须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人的意见，使每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自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互相讨论与互相咨询，最后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与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7]。毫无疑问，到达上述境地的基本要求是宽容地对话，要么后退等待死亡，要么前行拥抱变化，别无他途。

在演讲的尾声部分，谈到自由主义的明天，雷蒙·布东担心的是相对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结合助长了不宽容的风气、视交流为可有可无。这就不免有点儿过虑了。用杜威的话说，当神性的哲学转向世俗的哲学时，“相对主义”——否定标准而徒增纷乱——的批评尾追而来，“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鸟一样，人们用‘相对性’这个词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8]。也就是说，相对主义不过是那些自认为握有绝对本质的护法使者用来抵御批评的稻草人罢了。不管你用与不用，标准都在，因为有效的“标准”永远来自事物无法脱离的时空关系之中。一旦丢弃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本质，必然面临着需要充分对话的局面，不管乐意还是不乐意，或早或晚，宽容都会成为醒目的存在。

注释：

[1][2][3][4][5][法]雷蒙·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第61、14、36、104、57页，周 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4页，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7][8][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第15-16、“序”第10页，傅统先、邱 椿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