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姆“逃避自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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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自然关注人的自由、发展等问题。但他同其他人本主义者不同，他看到现代社会的人们有自由，却又在逃避着自由。他认为，封建社会的人们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限制，一出生便被决定了他的“位置”。这个“位置”，既包括他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包括他的社会地位。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不会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也不会放弃某一个职业而从事另一个新的职业。他同他所处的社会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关系，他遵从社会的明文规定，也接受已经形成的意识的指导。这样的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也就是说他是不自由的。可这样的人们虽然不自由，却是安全的。他处于一个暂时不会有大变化的环境中，他同他周围的人也有稳定的关系，他从事着一生不会改变的工作，也安于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地位。他心甘情愿的皈依宗教，也无条件的认可社会权威。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可现代的人却与封建时期的人们截然相反，现代人是自由的，却是不安全的。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以来，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不再甘心被束缚在固定的地点，职业和社会地位，而是积极的谋求自己所渴望的金钱或权力。这样的结果是以前人们之间的一种依附关系被打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选择与别人建立关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积极实现自己的成功。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必须面对更多的竞争，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这使他们感到焦虑与恐惧；而大机器生产又使他们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孤立无援；普通民众在庞大的建筑前的自我渺小感、面对广告时的无所适从感以及选举中的微不足道感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恐惧，孤独。而现实中更普遍是的人与人之间的缺少关爱、在人们中间充斥的冷漠、相互利用的关系。所有这些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不安全感。

为了克服无能为力与孤独感，弗洛姆认为应该退缩，放弃自由，通过消弭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有三种逃避自由的机制，第一种机制是权威主义。这种机制是由于当人们摆脱了以前的束缚而获得自由时，却发现获得的自由使自己处在一种痛苦的境地中，而以前的不自由却是幸福的。因此人们又丢弃了自己获得的自由，去构建一种新的不自由，于是他们渴望臣服或主宰。臣服体现在那些深感自卑，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的人身上。他们的特点是胆小，不敢伸张自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而生活则强大的是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转而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和他人，把自己消融于一个整体中，以献出自由而获得安全。而摆脱孤独与无力的另一种手段就是主宰。身居高位者依据自己手中的权力使别人服从、依赖自己，以及把他们当作工具来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此外，主宰者还夺取别人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并且羞辱与伤害别人来消除自己的孤独和恐惧。总的来说，臣服或主宰都是为了逃避孤独与无力，采取放弃自我的独立，去寻求一种外在力量的庇护。第二种机制是破坏欲。这种机制的基础同样是一种无能为力与孤独感，但它与臣服或主宰不同，它追求的是一种毁灭，而不是共生。当人们在生活中的孤独，无力、恐惧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造成焦虑时，人们就需要通过破坏来释放自己的愤懑之情。他要通过破坏这种方式来宣泄他自身所感到的一种威胁，从而消除内心的无力、孤独，其本质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弗洛姆认为生命欲是和破坏欲成正比的一种关系，生命欲越受到阻碍，破坏欲就越大。第三种机制是机械趋同。当人们在感到特别无助而又觉得依靠自己无法摆脱这种状态时，就向外部的人看齐。这些人主动放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塑造成和周围的人一样的特征。他再也不是他了，他成了这个社会一个庞大群体的一员，他成了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他按照社会的要求改变了自己。当他觉得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时，他就不会再感到一种孤独与无力。也就是说他通过改变自己而消除了与这个世界的鸿沟，从而获得了一种安全。

这三种机制在现实社会最有力的表现就是纳粹主义及其追随者。纳粹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和政治原因，但弗洛姆认为应该从心理学来解释它所取得的统治地位与拥有大批的追随者。纳粹主义的追随者是一些中下层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由于经济地位低下，他们自己缺乏自尊与自信，感觉自己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就投靠纳粹这个强大的集团，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寻求他们的保护，这是一种典型的臣服倾向。此外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本身是孤独的，自觉渺小的。当他发现有很多人加入纳粹后，他也跟随这些人，目的是融入这个集体，变成和大家一样，这样他就能消除他的孤独。这就是机械趋同，虽然实质是被迫的，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主宰倾向和破坏欲在纳粹头目希特勒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破坏欲也体现在整个集体中。希特勒渴望拥有对群众的权力，他直言不讳的表示他或他的政党的目的就是要统治世界。他取笑和平主义，并将破坏装饰成受到攻击的合理反击。

弗洛姆认为封建社会的人安全不自由，现代的人自由却不安全，而理想的状态是既自由又安全。这也就是他说提倡的积极自由，他说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是独立的，但却不孤独。这种自由的获得要靠自我的实现，也就是通过爱和劳动来构建这种自由。弗洛姆主张人们要爱亲人，朋友、爱一切人，从而营造温馨、和谐的氛围。通过这条途径把自己和他人联结起来，以消除人们的孤独与焦虑。也可通过劳动来建立自己与自然的联系，这当然不是通过主宰自然或被自己的劳动果实所奴役的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在这种创造活动中，既保持了自我的个性，又与自然融为一体。

不可否认，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说为现代社会深感焦虑与孤独的人指出了另一条出路。在这种积极自由的状态下，人们将采取的是一种乐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可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的人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要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而这单靠爱和创造有时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人们就会妥协去寻求一种保护，正是在这种妥协中，人们才得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孤独，才得以生活下去。所以在弗洛姆所倡导的积极自由中，给予消极自由一点位置。我们允许消极自由的存在，只是方式、程度不要太极端与强烈即可。（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