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背景下的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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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1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进步，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变化明显，其中持续的移民迁移是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重要推动力。表现为：三峡水库淹没移民促使乡村聚落后靠上移；三峡库区生态移民驱动乡村聚落空间整合并趋向相对集中；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推动乡村聚落空间下移并趋向适度集中。移民驱动下的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一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加深、生态环境改善，另一方面也造成局部人地关系紧张、产业结构失衡、聚落空废现象严重、传统文化特色消失等问题。
关键词：移民；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重庆三峡库区
中图分类号：D632．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4）08－1955-04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Chong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migrants
FENG Min， LI Xiao-k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was obvious i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The sustained emigration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was leaned back and moved up by the immigrants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nundation area.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in three Gorges project area drov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consolidation and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lpine poor migrant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romoted the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moving down and tending to moderate concentration.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epening，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it also caused tension between the local people and land，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Habitat empty waste was serious.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disappeared.
Key words: immigration;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地域空间的人口聚居点，每个乡村聚落都有自身的起源、发展历史、地理条件、形态结构及职能特点［1］。受到自然条件和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的空间演变特征［2］。国外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研究经历了一般描述、统计描述、统计分类等几个阶段，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 GIS 手段分析乡村聚落的类型以及演变特征［3］，如罗伯茨（Roberts）选取农业村落、矿区村落和牧业村落3种类型，从不同时间段、自然环境、村落规模、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景观感知差异阐述了村落的演变历程［4］。中国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起步晚于国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及其驱动因子研究方面［5］，研究区域涵盖了沿海平原、西部山区、黄土高原等多个区域［6，7］，但针对重庆三峡库区特殊地域乡村聚落的研究较少。自然环境因素（地形、地貌、气候、地理位置等）和人文因素（区位、人口、产业、政策等）严重影响着乡村聚落的时空演进［5，8］，而对于重庆三峡库区来说，近10多年来库区百万移民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史无前例的。探讨移民背景下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产生的区域效应，对于研究库区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情况及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类型
近10多年来，在国家政策影响下，重庆三峡库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数量、范围、影响程度上来看，可将重庆三峡库区移民类型主要分为：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
1.1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
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是在三峡工程的建设中，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到175 m时，水库淹没区内需搬迁的人口，涉及重庆的移民人数达113.80万人，占三峡工程移民总数的87.5%。其中农村移民人数达48.90万人。依据《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和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农村移民搬迁方式以就地后靠为主、外迁安置为辅。这其中有79%的移民就地后靠，实行生产安置和生活安置，农村移民以生产安置为主，采用农业安置、二三产业安置、自谋职业安置等方式；外迁的移民占21% ，主要迁往重庆市其他区县和邻近的四川、湖南、湖北3省，以及沿海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11个三峡工程受益省市。三峡水库淹没区的移民数量大，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非自愿性、组织性、补偿性和不可逆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1.2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
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是为了保护三峡地区流域生态环境，确保三峡水库水资源环境和流域水土环境安全而进行的移民。移民范围包括三峡库区20个县区库周区域淹没线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线以下的人多地少、资源贫瘠、经济落后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9］。这类移民涉及到重庆市库区的有15万人需要搬迁，迁移方式包括重庆市内外迁、重庆市外外迁和乡内迁移。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实际上是继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后的第二次移民，由政府主导将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区、敏感区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安全区域，通过农业产业化开发模式、工业化开发模式、城镇化开发模式或旅游开发模式等方式安置他们，缓解库区生态环境的压力，协调库区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10］。鉴于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库区生态移民兼具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1.3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
重庆三峡库区地势东高西低，巫山、巫溪、开县、奉节等地的高山地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致使交通不便、阻碍着经济发展，农村人口脱贫致富艰难而缓慢，大多生活贫困。为了解决高寒山区的扶贫难题，重庆市实施了高山移民政策，通过插花安置、梯度转移、整村搬迁和集中安置等多种搬迁模式推进高山移民，进行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群众最基本的住房、用水、用电、出行、教育卫生和就业等民生问题，促进了搬迁农户的稳定增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高山移民需要政府的帮助扶持，但迁移行为是非强制性的，属于自愿性移民。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移民人数众多，有规模、有组织、有定向地进行了省际迁移、 县际迁移、乡际迁移，对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速度加快，空间结构呈现新的特征。
2.1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推动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
三峡工程建设中农村移民迁移线下涉及15个县的169个乡、1 038个村的3 573个村民小组。搬迁的农村居民原居住于海拔200 m以下的长江两岸平坝地区，面积约1 584.30 km2，占库区面积的3.43%；地势平坦和缓，水源条件优越，土壤深厚肥沃，适宜耕作和居住。这里密集的村落沿河岸呈条带状分布。在三峡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库区175 m水位线下的村落被淹没消失，30多万农村移民实行就地后靠安置，向上迁移到海拔在175～600 m间的213个乡镇中的1 591个村内，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明显。其中进行集中安置的有10.74万人，进入人口规模在50～300人之间的集中居民点居住。进行后靠分散安置的村民主要迁往县内其他村落或城镇，使得迁入地乡村聚落人口密度上升，耕地调整分配后人均面积骤减。考虑到库区环境人口容量有限，对三峡工程建设16.4万农村移民实行了外迁安置，市内外迁安置到梁平、垫江、江津、铜梁、合川、永川、璧山7个区县，市外外迁到与重庆邻近的11个三峡工程受益省、市。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区移民的县际迁移和省际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带来的库区环境的承载压力。
长江水位达到175 m时，忠县淹没11个乡镇，涉及101个自然村、7 809户、28 150人，淹没房屋面积达99.52万m2。截至2009年底，忠县农村移民有41 294人，就地后靠被安置到了石宝、涂井、忠州、黄金、新生、任家、洋渡、乌梅、曹家、东溪、复兴等12个乡镇中的位于长江沿岸、交通条件较好或交通条件可以改善的158个村175～600 m水位线之间的区域内［11］。低海拔平坝地区的村落搬迁后靠、上移，在丘陵地区集聚，聚落密度由0.8～1.2人/km2上升到1.3～1.5个/km2，聚落规模超过200户/村，聚落分布沿交通线延伸。
2.2三峡库区生态移民驱动乡村聚落空间整合集中
重庆三峡库区的平坝、平缓土地比例较小，主要分布在河谷阶地、台地、岩溶低中山的槽谷和洼地、低山及低中山山麓以及向斜谷地。而7°～15°和15°～25°的缓坡和斜坡土地占库区面积55.98%，分布广、面积大［12］。这种地形特征为坡面流水和重力侵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上人类活动影响，耕地面积扩张、森林植被减少，大大加速了地表坡面的侵蚀作用，水土流失严重，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在这些地区人地关系相对紧张，乡村聚落呈零星分布，规模较小，乡村聚落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不利于保证库区水土环境安全。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三峡库区生态脆弱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分散的村落通过就近搬迁，合并到条件较好的村落；或迁移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通讯较好、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生态移民新村。库区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了分散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并趋向相对集中，移民后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沿交通线成团簇状分布、聚落分布的空间密度不断减小和聚落规模逐步变大的趋势。
其中云阳县的生态移民涉及24个乡镇、173个村共8 671户，分散的村落通过空间移动，向交通沿线经过统筹规划、集中建设的生态移民示范村落聚集。迁出地聚落逐步退化消失，迁入地村落规模扩大，由80～100户/村上升到120～160户/村，实现了乡村聚落由分散到相对集中的空间整合。
2.3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促进乡村聚落空间下移
重庆三峡库区海拔在1 000 m以上的高寒山区石漠化现象严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土地利用率低、粮食生产量低、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乡村聚落受地形的限制，在不同坡度上错落分布，空间扩展趋势缓慢，与山下聚落发展差距甚大。在政府扶贫政策的鼓励下，高山移民实现了梯度转移，由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的落后高山聚落搬迁到山下地势平坦、条件较好的村落。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库区通过高山移民实现乡村聚落垂直向下的迁移过程。高山乡村聚落规模逐渐减小，趋于消失，移民迁入的山下村落人口容量增大，聚落空间趋向适度集中。
国家级贫困县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曾经居住在偏远高山区的居民达5.5万人。自2007年以来，该县采取“农村分散插花式安置、转户进城进镇安置、农村相对集中安置，五保户集中供养安置、县外投亲靠友安置”等模式实施高山移民工程，把居住在平均海拔1200 m以上、生活条件恶劣的3.5万村民搬迁到县内城镇及县乡镇主公路沿线有水有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实现了高寒山区乡村聚落垂直向下迁移。在福田镇南大街、骡坪镇茶园村和月亮湾、两坪乡仙桥村，双龙镇乌龙村等集中安置点，乡村聚落规模达到50～100户/村，聚落空间呈现适度集中趋势。
3移民驱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效应
3.1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正效应
3.1.1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移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库区迁移前的乡村聚落，自然条件较差，对外联系不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农业收入很低，仅供自给自足。在实施移民安置政策后，在新的乡村聚落，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实行二、三产业安置的移民村落，从事非农活动的村民增多，通过工厂企业对口支援、乡村旅游模式开发等途径，移民参加商品服务活动增加，就业的机会增多，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3 381元增加到2011年的6 546.85元。新移民村落优越的交通条件、便利的社会服务、良好的居住环境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多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和二、三产业劳动人口的增加。库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 477.25亿元增长到了4 000.11亿元，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促进了重庆三峡库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3.1.2 聚落空间布局整合优化，城乡融合度不断加深在三峡库区移民政策的影响下，乡村聚落空间由原来的分散状态不断地整合、集中，从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演进。减少了分散村落的农村住宅占地面积，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在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同时，还优化了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实现了村落规模集聚的效应，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公共享有率提高，为农村城镇化发展做好了准备。同时，被安置到集镇和县城的大量农村移民，带动了城乡之间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条件优越的移民乡镇聚落，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向高峰期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与城镇趋于同化，城乡融合不断加深，库区城乡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
3.1.3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库区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库区的移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的整合集中，方便了迁出地土地进行重新整合、分配规划等合理而有效的利用。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三峡库区乡村移民种植柑橘、猕猴桃等经济果林，生产方式由原始农业向农副产品加工业转变；利用库区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镇企业，二、三产业逐步兴起。土地利用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多元化的土地利用方式缓解了库区移民对农用耕地过度依赖的矛盾，利于粗放土地利用方式向土地集约化利用发展，提高了用地效益。移民从原居住村落迁出，居住用地和生产用地转化为生态用地，减少了对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进一步破坏，有利于改善库区资源贫乏、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实现库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2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负效应
3.2.1人口超载挤压，土地资源紧张移民工程实施前，重庆三峡库区的人口密度为363人/km2，在三峡移民影响下，到2004年，库区每平方公里达到了391人，2010年人口密度上升到398人/km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1996～2008年库区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77 981.56 hm2，人均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0.089 3 hm2 减少到了2008年的0.071 5 hm2，可见重庆三峡库区人口超载、人地矛盾异常突出［13］。在库区淹没土地的农村移民进行后靠安置，高山地区的贫困村落向低处迁移之后，海拔175～600m的地势相对平坦、交通方便的地区，聚落无限扩散，人口分布过于集中，聚落空间出现人口挤压的问题。
3.2.2产业结构比例失衡，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移民聚落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3年三峡库区一、二、三产业总值比例为22.1∶42.0∶35.9，到了2007年，三峡库区一、二、三产业总值比例变化为15.9∶47.8∶ 36.3；到2011年，一、二、三产业总值结构比例为10.3∶59.6∶30.1。由此可见，三峡库区第一产业比重减小明显，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比重甚至还有下降［14］。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水平较低，二产业资源密集，但技术水平不高，三产业发展迟滞，成为近年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重庆三峡库区的第二产业发展快速，这与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促进移民生产安置政策的落实、承接来自东部地区和重庆主城区第二产业的转移关系紧密。然而，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的欠合理，对三峡库区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3.2.3聚落空废现象严重，乡村治理难度增大库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给移民创造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但是对于那些实行农业生产安置的移民来说，在迁入村落进行土地调整后所分配到的土地比之前更少了，移民生计出现问题。面对库区农业资源匮乏、人口超载严重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等问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移民毫无竞争优势，加上进入陌生环境带来的心理不适，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只能外出打工寻求发展，剩下老弱病残和子女留守家中，乡村人口呈现老年化、幼龄化趋向。如在就地后靠的长寿区凤城街道复元村，80%的移民靠外出打工谋求生计，村落内随处可见大门紧闭的楼房、废弃的圈舍和柴房以及被抛荒的耕地，乡村聚落空废现象严重，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3.2.4乡村聚落明显趋同，文化特色消失堪忧 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后，在迁入地形成新型乡村聚落形态，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村舍居住模式和农业生产格局不复存在。乡村集中居民点建起一栋栋形态一致、布局统一的钢筋水泥楼房，这些现代化的标准建筑使得库区乡村聚落呈现出趋同现象，聚落景观较为单一。如石柱县南宾镇黄鹤村安置高山移民252户，新建的居住房都是统一规划设计的6层楼房，灰瓦白墙，呈四四方方的条柱状，形态缺乏特色，房屋同质现象严重。原来在高山居住的青瓦木房被复垦拆迁，聚落中的传统民居逐渐消亡，因此在移民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成为一个难题。
4结语
在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生态条件脆弱和大城市与大农村兼容的重庆三峡库区，百万三峡库区淹没区移民、生态移民和高山扶贫移民的大规模迁移，对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聚落空间后靠上移、水平迁移和垂直下移，促进了聚落的空间整合，向175～600 m的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平坦、地质灾害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集中。聚落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聚落规模急剧扩大而导致出现人口挤压问题、移民生计问题、传统文化保护等问题。但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集中，提高了乡村聚落住宅的容积率和土地利用率，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农村城镇化步伐，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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