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就业约束下的技术选择:理论回顾与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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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固有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就业问题就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政策构成强制性约束，而引致这种长期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前的工业技术选择总体上偏离了国内要素禀赋所规定的范围。要化解中国所面临的就业约束、实现一元经济收敛，关键在于整体的技术选择要与国内要素禀赋相匹配，从而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始终以扩大就业为核心，以推进适宜技术扩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政策抓手，为要素禀赋的持续改善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就业约束；二元经济；要素禀赋；适宜技术

中图分类号：F4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88-04

一、引言

自2012年以来，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为了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目标，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相关政策的落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在总体经济增长率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实现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超出预定计划30%；而在2014年末，实现城镇就业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仍然承受着十分沉重的就业压力，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这是中国连续第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4%，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仍将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所要承受的就业压力不会明显减弱。面对如此沉重的就业压力，一个通常被认为可以拉动就业的可靠途径是保持总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并且从2005年开始，这一指标即跌落到0.05以下（见图1）。造成就业弹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外生性技术进步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内就业的拉动能力[1，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推动技术进步甚至技术赶超是必要手段之一，然而，技术赶超并不单纯是一个在既定的技术路线上与发达国家的赛跑过程，要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转型，对技术进步的途径与方向的选择必须在要素禀赋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充分就业为前提条件，否则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将难以培育，而促进经济转型的宏观政策也会因为受到被动性就业刺激计划的干扰而无法落到实处。本文以二元经济为背景，评述技术选择理论，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分析总结中国在强制性就业约束下的技术选择方向。

二、开放条件下的一元经济收敛与技术选择

二战以后，落后国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用国内有限的资本和技术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并且通过工业部门的增长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做法几乎成为落后国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当有限的资源都向工业部门集聚时，其他部门的发展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工业部门之外大量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都要面临威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当增量资本被投入到工业部门时，工业部门就能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到零以上，并逐渐达到与工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体相当的水平，这时，工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就从古典区域进入到新古典区域，工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工资差距也因剩余劳动的消失而趋于缩小。

刘易斯的理论正确地指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减少剩余劳动（即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收敛），途径是实现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之一是假设工业部门所积累的增量资本能够以固定的比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工业的技术进步始终是中性的。然而，现实的研究表明，现代工业技术进步并不是中性的[3，4]，技术进步总体上是朝着节约劳动、耗用资本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工业技术并不能保证工业部门中增量资本能以固定的比例吸纳剩余劳动力，这样，刘易斯所设计的通过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来吸纳剩余劳动的工业化轨迹其实并不是一个简滑的过程。

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进口和吸收技术溢出的方式获取外生技术。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要素偏向特征是其微观企业对国内要素禀赋状况适配的结果[5]，当这些新技术被引入发展中国家时，新技术往往会因为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不相适应而难以达到应有的效率[6，7]。这样，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技术作为工业体系的主导技术就成为决定其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技术选择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高端产业技术（尤其是内向型重化工业技术）优先的模式，其二是遵循比较优势原理的外向型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发展模式。就第一种模式来说，要使高技术产业取得优先发展，需要经济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本和更为先进科技知识作为支撑，而为了获得更多资本与更先进的技术，掠夺本国农业剩余以及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成型技术是最为常用的两个办法。但是，即便解决了资本与技术瓶颈，高技术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品）基本上也只能在工业内部消化，这会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被割断，从而进一步强化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成型技术普遍具有显著的节约劳动的特点，而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是不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大举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成型技术的一个结果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将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解决突出的就业问题。与之相反，适宜技术发展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从实际出发，以最大程度解决就业为主要目标之一，采用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的适宜技术，并以此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发展制成品对外贸易扩大工业部门就业机会，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进而为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收敛提供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与要素相匹配的适宜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地解决劳动就业，从而也就能够有效推动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形成，这意味着适宜技术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的动态改善[6]。

三、韩国和墨西哥的经验

以上两种不同的技术选择路线在经济发展史上都有过尝试，前者以拉美国家为代表，而后者则以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或地区为代表，但如前所述，两种技术选择路线的经济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异。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制约韩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剩余劳动的大量存在。为了实现经济发展，韩国在战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计划，而当时世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也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外部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钢铁、化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工业逐渐成为国内的主导产业。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提高，美、日两国开始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高耗能、重污染的工业向外转移。受到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计划等因素的影响，韩国适时地抓住了美、日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机遇，通过积极吸收美、日两国所提供的资金与技术，大力发展纺织、服装、假发、胶合板等产业，并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认定为韩国的“成长发展战略部门”。通过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方式吸收外来适宜技术，韩国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轻工业体系，而且也为韩国的工业制成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可能。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刺激下，韩国政府通过本币贬值、出口奖励等手段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1960年韩国出口商品价值占GNI比重仅为0.8%，而在1972年韩国开始转向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时，出口值比重已经上升到15.1%。大幅增加的出口贸易弥补了韩国工业发展的外汇缺口，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增长不仅为韩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提供了岗位，而且也为居民收入和国内储蓄的增加奠定了基础。1960年韩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72.3%，而到1972年就已经下降到56.4%；1960年韩国国内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9%，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4%，到1972年，国内储蓄占比上升到16.8%，已经可以满足70%以上的国内投资需求。1972年，受低端产业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进口减少的影响，韩国政府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重化工业，尽管如此，低端适宜技术及相关产业仍然占据主导，数据显示，1975年低技术制造业产出在全部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仍高达71.6%，并且到1985年时仍然超过了60%[8]。适宜技术的使用促进了韩国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到1990年，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17.9%，失业率下降到2.5%。

与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不同，拉美国家在二战以后所重点发展的是高技术重化工业，这主要是受到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 Prebisch）的影响。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分工体系将世界分割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处在中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另一部分是处在中心国家经济地带的国家，后者向前者输送廉价的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材料），而这样的国际分工秩序会使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对其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普雷维什的主张受到拉美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其影响下，拉美诸国在战后普遍实施了重化工业优先的内向工业化战略。以墨西哥为例，在内向工业化战略的刺激下，到20世纪60年代末，墨西哥就已经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1970年，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2.15%（比同期的韩国高出6个百分点），在工业品产出结构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27.8%上升到50%以上。不仅如此，当时墨西哥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呈现高级化态势，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70年已经达到32.47%，同期的人均GDP也从369.13美元提高到670.75美元，达到当时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长期推行重化工业优先的内向工业战略也积累下来诸多弊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发展重化工业所需的先进技术都来源于发达国家，技术与设备的大量进口加重了墨西哥的外汇负担（仅1977～1981年，墨西哥累计外贸赤字就有164亿美元），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大量采用使工业体系没有能力为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城镇就业岗位，可以说正是由于墨西哥工业技术选择不符合其实际的要素禀赋特征而使墨西哥经济在70年代遭遇到发展困境。虽然在80年代以后墨西哥转向了轻工业优先的出口导向战略，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工业经济格局以及已经采用技术仍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国内实际要素禀赋状况，加之土地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失地农民大规模地流向城市，而城镇就业和收入分配又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这样，在整个80年代，墨西哥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直到90年代初墨西哥经济才有所改善。

考察韩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点上，技术选择能否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能否使实用技术尽可能多的为劳动提供就业岗位，将影响甚至决定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效率。战后初期的韩国完全可以走封闭式的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这样自然演化的发展道路，也完全可以模仿拉美甚至苏联发展重型工业技术。但是韩国抓住了美国、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转移的大趋势，从纺织工业起步，吸收适宜技术，发挥国内劳动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工业化初期国内市场狭小以及“双缺口”所带来的发展困境，为今后的发展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中国经济的就业约束与现实技术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到2013年末，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3.7亿人，其中仍有45.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仍然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0%以上。可以预见，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每年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的数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较高水平。这样，就业问题仍将对中国经济构成强制性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二元性仍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主要特征之一。虽然自2004年起中国沿海地区的多个城市相继出现了所谓“民工荒”现象，但从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水平的具体数值来看，阶段性惠农政策和城镇生活成本上涨所引发的农民工回流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中国经济的二元特性，劳动力供给过剩、就业压力巨大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面对突出的就业压力，理论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以改善国内要素禀赋为核心，通过应用适宜技术持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工业实用技术呈现出显著的重型化、高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与中国的要素禀赋是不匹配的[2，9]。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轻重工业比例大体维持在1：1左右，到2000年重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了60%，而从2006年起这一指标进一步上升到70%以上。伴随工业重型化发展过程，工业部门整体的资本深化特征愈发明显。如果用工业部门每单位从业人员所结合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的粗略衡量的话，可以看出从1992年开始，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呈现加速放大的趋势，并且在2004年转向了更加快速放大的路径，这意味着工业部门的资本增加并没有带来工业部门劳动就业的等幅增加，也就是刘易斯所假设的通过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也面临突出的技术选择难题，而这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当前的技术选择偏离了国内要素禀赋特征所导致的。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但是，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当前中国服务业所吸纳的就业量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的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中国工业部门所承担的繁重的吸纳就业的任务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摆脱，因此，在强制性就业约束下，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过程不应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工业整体的实用技术选择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偏向劳动密集型技术。

当然，将中国的技术选择限制在当前要素禀赋所规定的范围内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弊端：第一，低端适宜技术可能具有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的特点，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容易继续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调查；第三，劳动密集型商品附加价值低，大量出口容易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有损于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点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技术选择都难以做到绝对的有益无害，而现实的政策选择关键应当着眼于解决当前的突出经济问题并能够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前面的理论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到，就业约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突出困难，这一困难能否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影响到扩张整体消费需求和平衡居民收入差距等相关现实问题，同时，持续促进国内要素禀赋的改善，推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收敛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所应着眼的目标，而这一切关键在于整体的技术选择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兼顾劳动就业。

五、政策含义

二元经济理论和适宜技术理论都说明，要实现二元经济转型、获取应有的技术效率，一国经济所选择的技术必须与要素禀赋相匹配。当前中国的要素禀赋仍然表现为劳动相对丰裕、资本相对稀缺的特征，这样，中国当前的技术选择在总体上仍应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通过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扩散与改造，既减轻低端技术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又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提升普通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持续改善国内要素禀赋。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强调就业导向，逐步淡化对地方政府的GDP增长指标的考核，严格控制大型项目的总体布局规模和上马进度，着力推进适宜技术的应用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并以此为政策抓手，为国内要素禀赋的持续改善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稳步推进提供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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