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群体组织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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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体的理解

群体是社会学范畴的概念。社会是指有独自的特征、有一定的领土范围、有本身特属文化的人所形成的有。社会结构是一整套既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使其成员能以一个社会形式起作用。社会群体是由许多按照现成的和永久的模式进行特定交往的人组成的。基本群体（初级群体）特征是在少数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永久的关系；次要群体（次级群体）则由有着根本不同目标的人们所组成，它重视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外在利益而非关系本身。如家庭是基本群体，公司是次属群体。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推演的结果表明：群体导致社会化——尽管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推理的。社会化有两个功能：传播文化和发展自我，任何一个人如没与他人互动就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在社会学中，人们行为如何受所处社会的影响和施与影响呢？社会是一个协调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的体系，就像生物有机体组织一样，各部分相互关联，并受各自所属系统影响，人们通过各种各样象征符号——即通过身体的姿势（皱眉、打哈欠、点头等）和更重要的语言工具进行交往。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人类互相沟通和反应基础之上的，而人类的互动是依靠书面和口头语言及其它符号（音乐、艺术、形体、语言）来进行的。

中国人群的文化渊源和传承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须首先了解其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和”。“和”就是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这种思想在我们儒、释、道、医、易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各种艺术形式，都以“和”为一贯主流、最高境界。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言行，主要教条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及妇女们“三从”、“四德”。这些教条都是儒家经典中内容最通俗、最简单的概括，运用这些教条来规范人们伦理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间的人际关系)。这些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言行，人们常说：精忠报国，以孝治天下，仁爱为本，仗义疏财，克己复礼，仁义值千金等，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礼教背景下的衍生价值取向。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有人认为最形象而生动地表述了这种思想的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家“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天衣无缝、相契相合，两条鱼的外边构成浑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的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三点内涵中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因从中可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中，凡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和谐统一，也就必然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和谐统一，也就必然有损于自身。“和”在群体行为上的表现——乐“群”群体于中国人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特质是家庭精神”（黑格尔）。“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释名》）。“天下之本在家”（《申鉴》）。在我国，无论豪门望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追求多代同堂。社会秩序从居住开始，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人而言，稳定了家庭就稳定了社区，稳定了社区就稳定了国家。中国式的顾家心理，从来就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所以“家”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群体。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文化　重家庭，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长子继承制在皇亲国戚中被看作顺理成章，祖先崇拜是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仰，断子绝孙被认为是人们最大不幸。人们争取社会成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多子多孙被视为人的最大幸福，因可促进家庭壮大和绵延。按中国几千年的刑律，个人犯罪可罪及家族，可诛连九族，使整个家族对个人都负有连带责任，个人是家庭中一份子。这不同于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地位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风习俗中，提倡修建宗族祠堂、祖宗坟墓、祭奠祖先亡灵，编修族谱，修订家谱，保存家庭历史档案，认为如此等等是家庭大事，个人必须认真遵守。中国社会具有很明显的集体主义趋向，核心是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设想　个人才干只有依靠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个人利益须通过社会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群体成员有义务为满足群体要求而委屈个人意愿甚至作个人牺牲。个人要关心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与他人分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与他人分享成果等。“我们”的意识很强，就是以社会制度为自我认同之依据；个人信念由群体来决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很讲究“关系”，把家族中的亲情维系看成是永恒的；个体因此受此亲情的制约而追求相互依赖　中国人在做出决定时，往往依据在同一情境中同他人的关系地位来决定自己行为。生活中，“讲究关系”、“拉关系走后门”、“凭关系办事”、“靠关系才搞到手”等话头，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关系”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维护和保持亲疏作用。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强烈趋向，可称做是“关系取向”　表现在对他人意见很敏感和重视，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行为上努力与别人保持一致等。与之相对应的取向是“自我取向”。与自我取向往往偏于利益不同，关系取向的人可能重视名誉，也可重视实利，关系取向意含个体间的回报、互俯、与相连性。

中国群体特征与组织管理

1、中国社会群体崇尚“群”观念，反映在企业关系上的有：既赚钱又使顾客受益，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同乐；善待股东和职工，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同乐；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的氛围，在企业外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使企业内外同乐。群也可说成“群乐”，群乐对立面是“寡乐”即少数人之乐。“寡乐”发展下去就是“独乐”即个人之乐。寡乐的极端形态是“不乐”。不乐者千夫所指，最终必将自食其果。只有“乐群”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有竞争力，乐群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即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与投资者关系及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又要求上级善待下级，上司既要作下属的“君”、还要作下属的“亲”、“师”、“友”。现在与以往大大不同，一个组织的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显然是员工。技术、金融资本、物质环境以及对信息的独有使用权日益被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竞争力优势，长期的竞争力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及组织中员工、管理者与领导者共同协作为基础的团队能力。2、中国社会一向突出集体主义。如以“孝”作为一切道德基础，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和尊敬，从而使东方家庭比西方家庭更具凝聚力。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应以“家（企业）”为本位，强调集体主义。这种伦理观念的体现便是企业内部伦理秩序的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东亚地区的企业经济活动中，企业往往成为具浓厚伦理色彩的大“家”。传统国企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是一种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最突出的是日本，其员工对企业持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忠诚，他们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在企业中，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甚至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这样的群体关系的优点表现在：首先，从生产过程看，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员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和兢兢业业的生产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它调动了员工参与意识和创造福神，促使员工为企业繁荣发展竭尽全力，增强了企业发展潜力和活力。再者，从企业生产力度角度看，它既有助于激发员工钻研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积极性，也有益于企业防止入力资源外流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松本厚治把这种企业制度称为企业主义，其本质是企业与劳动的结合及在企业内部存在的经营自律，而经营的高度自律正是日本企业力量的根源。当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边种儒家文化家庭式企业和日本式管理也存在问题。企业管理者应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群体的特征，并有意识把积极因素应用到日常经营管理中，正确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激发职工工作积极性；把握群体意识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了解影响群体内人际关系的距离远近因素、相似性因素和个性特点因素；主动引导群体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群体成员应加强修养，发展于己于人都有利的良好关系。

作者：李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