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嬗变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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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熹《诗集传》是我国古代《诗经》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并自南宋末年就引发了研究朱熹《诗》学思想的学术热潮，直至当代。目前看来，关于朱熹《诗集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书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二是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本文综述了目前学界对于朱熹《诗集传》的研究概况，并由此初步总结了促使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各项因素。
关键词： 朱熹 《诗集传》 前后稿嬗变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对其治《诗》的影响是使其《诗集传》解诗之所以呈现出鲜明文学性的重要原因。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诗经学研究》都对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诗经学研究》及其单篇论文《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对此更是论述颇详。
此外，对于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来说，其“淫诗”说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极重要的内容。莫砺锋先生和郝桂敏先生都从“淫诗”说的产生原因上进行了探讨，认为“淫诗”说是朱熹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碰撞的产物，是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的必然结果。
由此，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我们认为朱熹《诗集传》是宋代学术文化的产物。宋代始终坚持重武抑文的基本国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繁荣。宋代统治者十分注重招揽人才，并以此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做出了重大调整，与前代科举考试相比，更注重考察经文大义、申说义理，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宋人独立思考，对宋代学术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宋达的文化事业使宋代书院较前代有了长足发展，进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封建教育体系，宋代书院也成为促进宋代学术交流重要基地。除此之外，宋代先进的雕版印刷使宋代藏书之风大盛，宋人读书眼界也因此较前人更为开阔，促进了学术的普及和兴盛，从而惠及宋代的《诗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