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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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天津“城里”（下）

回想童年时的“城里”，各式各样的小贩给生活增添许许多多的色彩，给人们以生活享受，使人们引发种种联想，也有时会挑起难以挥走的悲凉思绪。

卖青菜、卖鱼虾的小贩，一天总有多起。也许要说明一点，由于附近广布河汊，鱼虾在天津算不得贵重的食品。秋季来临，就有小贩挑着河蟹卖。那时的天津，螃蟹，普通人家也都吃的起。卖青菜，有挑挑的，有推小车的，大都带着一小桶水，不时给青菜潲潲水，为的是保持青菜鲜亮。卖活鱼，挑子的一头是一个木盆，用水养着活鱼。

小贩是普通住户的供应者。大户人家雇有厨子，厨子是要到菜市上从熟悉的店铺、摊贩那里采购的，那里有行业惯例的回扣。我们家经常买小贩的青菜、鱼蟹。记得祖母总是叮嘱女佣人听着哪一种吆喝的小贩来了。买主听到一声吆喝，会跑出来看。如没有中意的东西，会等待后来的。有了想买的，随后就是砍价、挑选，买主卖主都很认真，也往往有达不成交易的时候。如果想省一些钱，那就迟一些，比如临近中午买。因为这时卖不出去，在天热的时候，会烂在自己手里，分文无收，于是小贩就会把价格降低。

韭黄与银鱼是两种既有季节性又很贵重，而且在当年是天津特有的食材。韭黄，即黄色的韭菜，是天津的菜农最先在冬季的暖炕上培育出来的。那时可以与之比美的只有北京菜农在暖窖里培育出来的长短也就三四寸的嫩绿黄瓜。韭黄又细又短，但在寒冬腊月，首先就给人以生机盎然的视觉享受。天津卖韭黄的多是小贩，在春节前，背着一个用蒲草编的厚厚的小篓，沿街叫卖。买的人大多是买小小的一把，恐怕还不到16两一斤的1两。切碎了，洒在饺子馅上，散着一股清香，特别诱人。银鱼，在抗战爆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现在即使年龄五六十岁的天津人，也不知道它的样子了。不少人误把白色的面条鱼认作是银鱼。这种鱼通体银白色，大拇手指粗细，也就三四寸长。记得天津的《乡土教材》里记载，它只生长在天津水系的某段区间。我看到的只是小贩贩卖的冻银鱼；记得那时人们说，银鱼只是冬季有，一出水就要冻起来；也是背着一个用蒲草编的厚厚的小篓，沿街叫卖；论条卖，很贵。我祖母，极为偶然地下决心买一次，家里的人每人只能分到一条。卖韭黄，卖银鱼的小贩并非天天有；菜市场里在冬季有供应，那只是大户人家才能光顾得起的。

与韭黄、银鱼相对应的天津特有吃食，是炸蚂蚱。蚂蚱，是天津人对蝗虫的叫法。小的时候，春夏之交，在天津城里也能看到迁徙的蝗虫飞过。那时不懂得蝗灾，但遮天蔽日，使响晴的天突然昏暗无光，很是恐怖。炸蚂蚱也是季节性的吃食，但却是最为廉价的食品。炸好的蚂蚱，包成小包，沿街叫卖，一包一两个铜板，用半斤大饼卷起来，足够成年人一顿饭吃的。有的年份，在街上就支起油锅，现炸现卖。听说，现在在高级餐厅，炸蚂蚱成了一道时令菜肴。

对小孩最有吸引力的是各式各样挑挑、推车贩卖小吃的小贩。

煎饼果子，秫米（高粱米）粥，馄饨等等，我买的较少。有时生病了，想吃点平时不怎么吃的，换换花样，会求妈妈买来吃。其中，馄饨挑子往往在冬夜叫卖，那是期望打麻将、斗纸牌的人吃夜宵，会做点生意。

切糕、茶汤，大多是在下午叫卖。在我1946年去解放区之前，总认为晚饭要到七八点钟才吃。从中午到七八点钟，两顿饭之间，如果有条件，垫补一点吃食，也是那时的习惯。切糕都是回民推着小车叫卖。小平板车上铺着潲湿了的深蓝布，中间是一块大年糕，用潲湿了的白纱布盖着，总给人以整洁清爽的感觉。除去年糕，大多还卖类似北京艾窝窝的麻团、凉果，以及江米藕。卖茶汤的，也是推着小平板车，车上一个锃光瓦亮的大铜壶，烧着滚热的开水是独特的标志。冲茶汤用的有淡黄、淡红、淡灰等多种颜色的杂粮面，分别装在小玻璃匣里。特别是大铜壶的开水从高处准确砸到小碗里的茶汤面，不用搅拌，瞬息之间，粉状的面立即变成热腾腾的茶汤，实在诱人。切糕、茶汤，每次的消费要两三个铜板，我只能偶然地享用一次。

水果也有挑挑卖的，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一个小小的苹果，或两个沙果，或几个荸荠。天津的青萝卜，不辣，可以算作准水果。这是小孩吃得起的。

炒花生、煮花生、炒瓜子、煮蚕豆、天津叫作蹦豆的铁蚕豆，以及“七十二样”的酥蹦豆――所谓“七十二样”，实际只有三四种味道，等等。这一类的小吃天天有，同一种小吃会先后有几个小贩叫卖。售卖的起点都是一个铜板。天津叫作“糖堆儿”的糖葫芦，是秋凉以后的小食品，天津人很喜欢吃，叫卖的小贩较多，不过需要好几个铜板一串。虽然很喜欢吃但也不是天天买得起的。有一种小食品――铃铛果，大多是在冬夜叫卖。农民在出售花生时必须簸出去的没有长成熟的花生，虽然不成熟，但总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果实，炒熟了之后，摇一摇，有不成熟的果实，就会发出响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叫作铃铛果。偶然来了卖铃铛果的，我和两个姐姐会各出一个铜板，磨祖母出两个铜板，五个铜板会买回来大半笸箩，全家围在一起会享用好半天。不过，卖铃铛果的叫卖声，伴随着冬夜的寒风，给我留下的凄楚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还有一种另类的小贩，是卖芭兰花的。天津叫的芭兰花，学名不知是否是玉簪花。鲜芭兰花，白色，细于小手指，一寸多长，晚间特别香。用铜丝把两个、三个串起来，可挂在妇女的衣襟上。大多同时卖鲜茉莉花球，也是用铜丝串成环形，可以佩戴。这类小贩都是小伙子，出现在傍晚，穿戴极有特色：非常合身的青色短裤褂，如果贴身还穿白小褂，一定是袖口半卷，露出洁白的内衣袖；布鞋是青面白千层底。有的留大背头，抹头油。叫卖的声音――“哦卖芭兰花儿戴哦”，音阶很高，悠长，极富性。我周围的人们对他们的概括是“流里流气”。但妇女还是肯于掏出体己钱光顾他们的。

天气不太冷的傍晚，往往有说唱大鼓书的盲女走街穿巷。想听书的可以招呼她们到自家的院子里说书。收费多少，没有记忆。但总不会太贵，否则我的祖母也不会招呼她们。她们说的大多是《王二姐思夫》、《王宝钏寒窑十八年》这类的段子。好像人们总听也听不厌。我印象最深的是《后娘打孩子》。唱到痛处，空气突然凝固起来，只有听书一家人断续的啜泣声。

鼓楼北有一个戏园子，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名评剧班子，如刘翠霞、白玉霜等，都在这里演出过，上座率颇高。抗日战争爆发后急速衰落。听说，韩世昌的昆曲班子曾演出过一段，上座率极惨，昆曲班子的生活也极为窘困。

天津的电影院很多，但城里没有。要正式照一张相，那要到日本租界地旭街的鼎章照相馆。这家照相馆今天依然是天津的著名照相馆。我还保存有几张在这家照相馆照的照片。过了八十年左右，质量还相当好。

八十多年前的天津城里，就是与当时处于天津的英国、法国、日本实施治外法权的租界地比，已经相当落后。好的住宅依然是没有现代卫生设备的四合院平房；有一座鼓楼，历经沧桑，已经多年失修。街道狭窄，土路坑洼不平，居民衣食住行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生活质量，与现今比，说是有天壤之别毫不为过。然而回忆起来却总会思念、留恋，难以忘怀。当然，这与老人普遍有的怀旧情结分不开，不过也确有许许多多今天好像丢失了的美好东西，如宁静的庭院和舒缓的生活节奏，如在方方面面可以得到的虽然迟缓但却细腻、温馨的生活服务，如处处有使人怀念起本乡本土历史遗存的街巷，等等，都被快节奏的以新代旧冲击得无影无踪。无疑，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好像都有所反思。以至在我们出国访问时，总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对于过去好像比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更为在意。

思旧，存续应该存续的过去，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