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倒逼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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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用工荒”又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而且，今年的“用工荒”比去年来得更早、更猛，连响号称“打工火省”的四川、安徽，河南、湖南等中西部地区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

一场由“用工荒”引发的学术争议――“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在经济学界、投资界也沸沸扬扬地进行着。尽管答案不统一，但有一点已成为共识：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已深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结构模式以及投资方向。

“用工荒”在春节过后特别醒目，并且随着节日的远去而有所缓解。但从“用工荒”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趋势，以及代工大佬富士康去年以来人幅上涨薪资，并将工厂内迁可以看出，“用工荒”不全是季节性的。“用工荒”的真正原因，一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和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劳动力供求市场出现趋势性转变，“人口红利”正在萎缩，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结构性短缺。从数量上看，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已明显减少。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年轻农民工出现短缺。从区域看，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短缺现象更为明显，招工难将会常态化。

用工荒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新一轮涨薪潮。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明显事实。当然，这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因此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指出，随着就业市场的逆转，中国工资上涨会常态化。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各产业都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尤其是制造企业。“用工荒”有可能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迫使中国制造“丁工级”。中国制造至少将在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方面，企业将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迁移。从全球来看，美国制造企业大大体的迁移方向，是从本土向日本、中国港台地区转移，然后到达中国大陆。目前，这些企业已经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广阔的中西部内陆进军，甚至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另一方面，从企业内部来看，迫于成本的考虑，制造企业将寻求人工替代，逐步改造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从单纯的代工企业向品牌企业过渡的目标。而加工环节的利润将越来越薄，那些在前端掌握品牌、在后端掌握销售渠道的企业，预期将赢得更为丰厚的利润。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目前的中国和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80年代初期的韩国非常相似。都出现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高达50％的现象，产业工人的短缺使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即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为此，日、韩采取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产业升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转型失败的案例更值得我们警惕。目前中国有些企业解决“用工荒”的办法，不是着眼于转型，却指望回到过去廉价用工、低权利用工，低福利用工的状态，到西部等发展更落后的地区招工，无非冀望于有更贫穷，更缺钱的工人来“接班”，复制以前的发展模式。要知道这种做法相当短视，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增长仍需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低端外包向东南亚转移趋势已现，“中国制造”倘若小能尽快实现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将面临产业空心化，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危机。

在当前国际、国内通胀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新一轮用工成本上升的强烈预期，必将让中国政府的通胀管理难上加难。这一点，从统计局煞费苦心地调整CPI统计权数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