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文化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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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女声》自推出伊始，便因为其参选条件的“不设门槛”、纯“草根”、不收任何参赛费用及其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开放性，因其“眼球为王”和“我形我秀”的娱乐定位，因其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与手段—影视(含微电影)、网络、短信、微博、广告、炒作等的紧密结合，而使其迅速地在国内影视节目中让大众空前地参与和关注。应该说，在这场文化秀中，湖南卫视用足了其一切的现代传播与媒介手段，既包括选秀活动的组织主体，也包括选秀活动的参与主体，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大众这一那观赏主体(包括现场的大众评委、网络评委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已经主动或被动地被迫参与其中。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远。而在此前提之下，其所裹挟的社会审美文化与价值评判是及具示范性与渗透力的。
首先，《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秀”所代表的审美文化现象，体现了市场、经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选择，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其具体的体现是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以现代主义艺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审美理念日渐式微，大众文化吞噬了高雅文化，雅俗界限日趋模糊、艺术生活的边界变得难以辨别。’，①在消费主义的社会语境之下，《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毫无疑义地与商业化的市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谋。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之下，在对精英文化的消解过程中，《快乐女声》的审美文化价值归旨，自然而然地就会背离审美的无功利性，而直接地指向审美的功利望化、物质化的经济利益的满足。而在这一前提之下，娱乐大众的行为往往又表现出了人性这中潜意义的一面—原来人生的价值和物欲的满足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不需艰苦努力和精心准备的偶然性来实现—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因为大众自身审美能力和水平的参差，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的审美准则的多元化、感性化和经验化，进一步解构了美的形而上学之追求。
其次，《快乐女声》所代表的大众审美文化价值选择所奉行的那种“草根”意识、全民偶像意识、那种与精英的结构性对抗及对权威的反叛中的自大与偏狭，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审美规则裹挟之下当下大众审美文化领域内的人格分裂与价值混乱。这一方面反映出在社会主流文化话语缺席之下，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怀与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在大众世俗化的诉求之中已经被日益背离。社会文化审美主体在个体层面的欲望满足与功利主义、理想追求与现实经验在市场经济之下的背离，导致了大众价值诉求与评判的日益世俗化旨归。在这里，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在这样一种主体价值诉求的世俗化、功利化前提下彻底消失了，大众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因此，审美主体的个体性利益考量，那种对本质主义的反拨反而使得观照对象本身不再那么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11年《快乐女声》的选手宣言中、从现场评委的相互背离中、从网络评委的感性对立中、从大众评委的好恶判断以及选手们网络粉丝的相互地、偏激的攻击中得到最好的见证—喜欢就是喜欢，“没理由地”就是喜欢(当然，“没理由地”背后的潜在规则，外界是永远也无法知晓的)。较之于精英化的审美感受，大众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之中越发地感受和追求一种视觉的外在的与体验，趋向于一种形而下的现状的满足。因此，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审美规则取代了传统和精英主义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法则。它既反映了多元化社会语境中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文化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与长足发展，又暴露了当下中国大众审美文化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与准则的缺失。
再次，《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审美价值所奉行的娱，反映出了当下大众文化审美中内容和形式相背离的二元对立悖论。作为一种消费性的文化，“内地大众文化生产在满足、适应多样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价值混乱、唯利是图、题材雷同、品格低下等问题②。’，这一点我们从目前国内的各档选秀节目可以观其全貌。在娱乐性诉求之下，表现主体在这过程之中正所谓花样百出而无所不用其极。《快乐女声》形式创新上奉行的不设门槛，确实应该博得社会大众的大声喝彩，但这种形式的创新，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主体参与其中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任何人，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论职位、不分教育程度、不论审美旨趣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选秀平台去“我行我秀”;另一方面，这种不设门槛，没设标尺的娱性追求却又客观上导致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批评，使其从内容上与人们的审美期待相背离，甚至使人反感、反胃。特别是海选阶段，其为收视率而进行的各种炒作，其负面的、消极影响是值得引起深思的，而其决赛结果中的“一个初中生的胜利”却又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导致人们对自身文化心理与价值认同的错位—原来成功是可以这样的:成功可以不在于追求成功的过程，而在于你是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人的眼球，能让大伙儿高兴;至于你的行为本身、至于你的表现内容甚至是你的唱功与水平，这都无关重要。只要形式乖巧了，至于思想、信仰、价值观念上怎么样似乎都可以接受。毫无疑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泛大众文化的时代，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人们限人一个极端: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群体，对他们而言，不需要关注消费对象本身，而在于审美对象这一被观照的客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大众审美主体对“”的要求，去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哪怕是“过把瘾就死”也行。这恰如2011年《快乐女声》选手王家跳的宣言:“要现在，不要未来。”或许这种完全建立在感性的满足之上的大众审美文化心理才是今天我们的担心和忧虑所在。
第四，《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价值选择，既是当代中国大众日常生活审美需求持续高涨的表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式微与精神追求日益“形而下”的警示。在看到大众文化在对大众精神需求的多元化满足的同时，在充分激发社会公众主体性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负面效益正日益显现出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及消费主义语境的影响，当代中国大众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精英意识的解构与消解中限人了对物欲、金钱、名利的强烈追逐之中，什么“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非诚勿扰》女嘉宾马诺周、“要现在，不要未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充分地反映了当下大众审美文化心理中的价值失衡和人文衰微;大众在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被“愚乐”了，而娱性十足的背后，人们往往只把自己当成是单个的主体的人，而非社会的公共的“人”，人的理想、信仰已经失却，对人生意义更是不屑一顾，他们时刻都裹挟着功利、自私、自恋和自卑，希望在“愚乐”中受到别人的关注与认可。
由此可见，《快乐女声》所引领的大众审美文化在当下中国的发展观，似乎也正在重蹈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的覆辙。对于当下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和对待的问题。从公民建设和公民教育以及公众主体性人格完善层面对大众这一主体及大众文化这一实践客体，加强主流文化的导引，去重塑社会的公共价值是尤其必要的。人毕竟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在当代大众文化审美价值的选择与重塑应该也是要专注于人类自由意识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而其中，人的社会性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即使是大众文化领域，它也不应该只局限于“大众”对于的追求和欲望的满足，它也应该着眼于人类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理想境界的提升。否则，很难说，哪一天我们人类将面临万劫不复的境遇。（本文作者：刘邦平单位：南昌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