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效果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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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是战后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要对策之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本相继出现了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起到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作用，这在彩电业和汽车业表现的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导致了日美投资摩擦，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防范由此引起的投资摩擦和产业空心化问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摩擦；投资摩擦
一、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从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来看。规避贸易摩擦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从战后20世纪50年代日美纺织品摩擦开始，日本就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缓解贸易摩擦的对策。但是当时受资本数量的约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少。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相继出现了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
(一)1972―1974年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
1972―1974年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源，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少，但为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扩大了对亚洲纺织品和电器的直接投资，日本对亚洲各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亚洲生产基地的产业递次转移，一方面带动本国零部件、成套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以保障日本国内出口额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将亚洲变成日本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出口加工地”和“海外集散地”。也就是说，日本将一部分出口能力转移到东亚国家，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形成生产能力，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向欧美国家出口，以规避贸易摩擦。
(二)1978―1981年第二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
1978―1981年第二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日本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半导体、彩电、录像机和通讯器材等特定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日本对美市场集中大量地出口，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产品进口配额、反倾销等严厉的贸易保护。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保证稳定的出口市场，日本开始增加了对美国的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容和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投资的领域上，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和资源开发投资；在投资的地区结构上，虽然仍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为了回避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如表1所示，1978年―1981年美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1/3，1979年、1980年、1981年分别为26.9％、31.6％和26.4％。
(三)1986―1989年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1985年，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中美国占76.8％，美国贸易逆差中日本占35.6％。特别是1985年日元升值，生产成本加大，为了回避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提高日本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1986年开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如表1所示，1986年比1985年增加了82.6％，为223.2亿美元；1987年增加了49.4％，达到333.64亿美元；1988年增加了40.9％，达到了470.22亿美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剧增的结果是。1986―1988年3年时间的投资累计额为1027，06亿美元，超过了战后日本1951―1985年35年的投资总额836.5亿美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对美直接投资剧增。日本对美直接投资1985年是53.95亿美元，1986年达到了101.65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17.01亿美元，1989年激增达到了320亿美元，4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对美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1984年的33.1％上升到了1988年的46.2％。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效果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的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出口诱发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这些增加的出口可能来自于跨国公司总公司对其国外分支机构的出口，也可能来自于其他供应商对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出口，二是进口转移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进口减少，假定某产品原本由投资国生产，其生产所需的投入物从国外进口。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投资国该产品的生产将减少，同时生产所需的各种投入物的进口也相应减少，将进口转移到新的国外生产基地，三是出口替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出口减少。在投资国的跨国公司将某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东道国当地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或模仿，也开始生产该产品，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同时，投资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也会替代跨国公司总公司的出口，进而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四是逆向进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进口增加。投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某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再从国外分支机构进口该产品，进而导致投资国进口增加，在这四种效应中，前两种效应表现为投资国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对其贸易收支有正效应，后两种效应表现为投资国出口减少或进口增加，对其贸易收支有负效应，即具有缓解贸易摩擦的效果。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由这四种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所决定。一般来说，这四种效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较早开始发挥作用的是出口引致效应；随后，当国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开始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以后，出口替代效应开始出现；进而产生作用的是进口转移效应和逆向进口效应。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实际效果来看，贸易摩擦下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以日本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为例进行分析。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出口替代效应明显增强，如图1、图2所示，无论是日本对北美的直接投资、还是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都起到了缩小日本贸易顺差的作用，但是，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影响的四方面效应来看，日本对北美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明显，逆向进口效应较弱；而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逆向进口效应明显。
下面以日本汽车为例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逐年递增。在1978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数量为152万辆，1979年达到164万辆，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192万辆，其在美国进口汽车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0％左右，日本汽车在美国占有的市场份额
超过了20％，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的几年，美国汽车工业正处于不景气之中，在1977年生产921万辆汽车之后连年下降，1978年生产的汽车为918万辆，1979年进一步下降为843万辆。与此同时，1980年8月美国临时解雇的就业人员达到25万人，占直接劳动者的1/3，并且，作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公司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陷入大幅赤字之中，正在申请美国政府的补助。在这种背景下，便爆发了第一次日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摩擦。
为了规避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从1982年开始，日本采取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对策，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随着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日本汽车厂家在美国本地生产的汽车数量迅速增加，从1983年6万台1985年36万台1987年74万台1989年125万台1990年149万台，如表2所示。由于日本汽车厂家在美国生产的增加，在1987年以后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呈现减少趋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果开始显现。从表2可知。1986年，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为25.889百万美元，对美国四轮车出口数量343万台，1987年、1988年、1989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金额分别为25，223、24，026百万美元和23，116百万美元。分别比前一年下降2.6％、4.7％、3.8％；同期日本对美国的四轮车出口数量分别为308万台、270万台和243万台，分别比前一年下降10.2％、12.3％、10.0％。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的下降缓解了日美之间的的汽车贸易摩擦。但是，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国直接投的增加，对美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增加又引起了日美汽车零部件贸易摩擦。
(二)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引发投资摩擦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剧增是日美投资摩擦形成的导火索，当然，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一定引发投资摩擦。从理论上看，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美国民间投资的扩大，弥补美国财政资金的不足，而且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美国的就业，但是，由于日本企业大规模地进入美国后，日本制造业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本土同类企业产生了冲突，日本大规模地进入金融、房地产等服务领域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很大，以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与日本限制外国对日投资形成了内外投资的严重不平衡等原因，美国国内出现了日本对美投资。担心在美国吸引的外资结构中日本直接投资比重过大。会增强美国在资金和产业方面对日本的依赖，使美国的重要产业受到日本企业的控制，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造成威胁。为了禁止外国企业兼并和收购美国企业，防止外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最重要行业造成威胁，从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论的角度，美国对《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力法》中的第721条的国防生产法作了修改。1988年12月了美国总统令，指定对美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式实施。对美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国际问题的副部长负责，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司法部、USTR代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管理预算局局长组成。负责审查的内容包括：(1)是否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2)外国投资企业侵犯到美国国家安全保障的确凿证据；(3)其他法律条款不能充分确保国家安全保障的调查结果，审查的过程保密等。
三、启示
(一)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是日本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对策之一。战后在日美之间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基本关联方式为：日本对美国出口增加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厂商到美国直接投资进行生产一>减少和回避贸易摩擦。无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纺织品摩擦，还是70年代后期的彩电贸易摩擦和8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日本都以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较好地缓解了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中国一些企业已经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缓解贸易摩擦。例如中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很明显。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大，今后，中国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开展基于全球优势资源整合的战略性对外投资，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以便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相应的利益。
(二)对外直接投资要根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
日本作为缓解贸易摩擦对策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根据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行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日本每一次产业结构蜕变都伴随着产业外移，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过程。日本产业外移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缩小衰退部门。同时扩大有前途的部门”的所谓多元化过程进行产业调整，在同一企业内部，“把不适合于国内生产的产品、部件向海外转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企业内的国际产业调整”。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应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素质的提高，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现阶段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方向，制定长远的产业发展战略，以此促进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
(三)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投资摩擦
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日美投资摩擦。20世纪年代后期，日本对美投资的剧增以及日本生产经营方式与美国生产的冲突，加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加与外国对日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形成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了日美投资摩擦，中国应吸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引起投资摩擦的教训，当然，中国和当时日本的情况明显不同。目前中国尚未进入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小和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大，而且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吸引外资的层次明显失衡。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应提前做好规划，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投资摩擦。
(四)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空心化
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企业纷纷将国内生产据点向海外转移，导致了其国内制造业急剧萎缩。从而引发了“产业空心化”问题。目前对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的中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中国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应采取有力措施，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