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官不敢狎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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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保留着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官府有什么公宴之类，习惯叫来官妓歌舞助兴，许多才华出众的官员还跟官妓过从甚密，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都与她们有过诗酒唱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宋朝官员可以随便眠花宿柳、狎妓，那就想错了。

宋代官妓的工作只限于在公宴上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助助酒兴——宋代一流的，不但“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而且“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至于上床，对不起，那不是官妓的义务，她完全有权利拒绝这种过分的要求，而且法律也主张严惩向官妓索求的官员：“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与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于“赃私罪”。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只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而不是），便丢了官。

宋代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

别说出入娱乐场所、召妓买醉，对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说：“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也是从仁宗朝开始，宋代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法官“谒禁”制度。所谓“谒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访外人。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宾客，犯者以违制论；若请求曲法之事，则听人陈告之。”之所以要对法官群体实行“谒禁”，是为了杜绝请托之风，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官司谒禁，本防请托”。宋仁宗朝，曾经一度“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实行“谒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请托者奔逐无门。不过，由于这是“谒禁”制度第一次应用于司法实践，其合理性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朝中不断有臣僚出来反对这一立法，如包拯就请求废除“谒禁”：“刑法官接见雪罪叙劳之人，率有常禁。臣谓皆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叫停了“谒禁”。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京师各个衙门“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接见宾客”，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吊死问疾，一切杜绝”，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后，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谒禁”还是保留下来：“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南宋时期，法官“禁谒”之制也是一直沿用。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法官）、少（少卿，次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而负有司法权责的法官群体，更别说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