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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与自我的双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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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女性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面临着双重禁锢,一方面是来源于外部传统观念上的禁锢,另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禁锢。后一种禁锢主要体现在中国女性对于传统女德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没能让其走上自由之路,反而使其自身更加无所适从。实现两性的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榱俗叱鏊重禁锢的困境,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必须破除一些误区。

关键词:双重禁锢女德争取自由困境误区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早已被破除,针对女性的“三从四德”也已经在字面上被废止。但从男性的附属转换到“半边天”,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纵横职场,百年之内的骤变足以产生数不尽的困惑与迷茫。在当今的中国,女性唾弃数千年来禁锢着自身的“女德”,艰难探索着自由之路,但是无形的禁锢一直挥之不去,急于摆脱“女德”的束缚,反而导致自身无立锥之地。中国女性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面临着他者与自我的双重禁锢

一、他者禁锢的残余

古老的人类从原始走来,逐渐学会了文明。但任何生物都有欺压弱小的天性,“弱”与“卑”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体积小、身体弱是女性先天的劣势,而身体上的劣势逐渐演变成权力上的劣势。这种格局扎根于封建社会,又对现代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孟子曾言:“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顺从自古就成为了中国女性最重要的品质,对她们的最高称赞也只是“贤内助”,终究只是一个附庸的角色。“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2]虽然温柔恭顺未必是天性,但封建社会中对女性“温良恭俭让”的要求,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奴役。

当女性还是个女童时,这个世界便开始塑造她们。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3]女孩子们从小被塞给了一个布娃娃,而不是一辆小卡车;被鼓励乖巧可爱,而不是勇敢无畏;被安排比男孩多得多的家务,而女孩也因为这种掌控权而洋洋自得。她们逐渐懂得美丽的重要性,懂得“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懂得想要获得别人的欣赏就要始终保持美丽。而美丽的外表似乎是和善良、美好等联系在一起的,丑陋则成为不幸和丑恶的代名词。

当她们成长为女性,逐渐开始攀比“A4腰”,争相拥有一张美丽的面庞。“女人四十豆腐渣”的预言时时响彻在她们耳边,争分夺秒地用时间去争取一切:男性的青睐、财富、地位……无数聪慧灵巧的女性因为自己的胆怯和社会的宽容而选择呆在家中,从事一项不是职业的职业――家庭主妇,她们被迫成日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伴,逐日变得琐碎而平庸。贝蒂・弗里丹曾犀利地指出,“这种对家庭以外的世界难言的否定,常常使主妇们去耗费自己更多的精力,狂乱地干更多的家务,好让自己对未来、前途无暇顾及。”[4]

而勇敢地为自己争取的女性在职业的道路上却面临各种困境:某些企业只收男不收女,要生孩子的年轻女性不收,同等情况下更愿意招收男职员。在学术上,女博士成了“第三种生物”。女性自身在自我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时,也有着隐隐的担心:自身的优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幸福的阻碍,最直接的例子便是“A女D男说”,即如果把人们按财富和地位分为四等:A、B、C、D,则有几种婚姻组合现象:A男选B女,B男选C女,C男选D女,最终剩下A女和D男。A女,也称高知女性,她们往往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但却很难找到对象。这种现象主要基于中国传统上男性普遍具有的“大男子主义”作风,更愿意居于支配地位,更愿意选择不如自己优秀的人作为配偶。在这种情况下,甘于冒着风险勇于追求卓越的女性的比例就会下降,至少不敢过于高调地自我展示。

二、自我禁锢的泛滥

除了来源于外界的禁锢,女性本身也在进行自我禁锢,压迫女性的永远是女性。

近几年来各种畸形言论百出,当丁璇抛出“女人最好的嫁妆是”的女德言论时,当“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说法成为很多女性的共识时,当女汉子、中性化等倾向越加明显时,女性便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迷失和困惑中。这些现象有的是古代女德教育的遗毒,有的是彻底失去自我的无可救药,有的是女性主义的畸变。

对于古代女德教育的遗毒,主要是指某些人的“谆谆教诲”。这部分的自我禁锢主要体现在母亲对于女儿的教育上,在这里母亲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几千年来,对女性的教育已经形成了她们被动、自卑、顺从、依赖等心理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却因此而成为人的共识,仿佛女性天生就是如此。母亲们循循善诱地告诉自己的女儿要听话、要美丽、要做家务、要抓住男人的胃……当一个女孩被托付给一个女人时,女人会以全部的热情,努力把女孩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

对于彻底失去自我的无可救药,主要是指一部分放弃反抗而依托男性的女性。她们一方面说着自由平等,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潜意识中对于男性的依赖,有房有车成为她们择偶的依据,婚姻成为一种筹码和利益交换的工具。她们迷失在对物质的追求中,美容中心、淑女班培训、女性成功哲学因她们而火爆,目的在于借美貌和手段上位,仿佛不依靠男性自己就无法生存。当今女性观念上的深层矛盾同时也造成男性角色的进退维谷。“把她们束缚在陷阱里的锁链正是她们自己心灵和精神上的锁链。这是由错误的思想、未被正确解释的事实、不完全的真理和不真实的选择构成的锁链。要看到这些锁链并不容易,要挣脱这些锁链也不容易。”

对于女性主义的畸变,主要是指现代女性对传统女性文化采取的态度。她们全盘否定了古代传统文化,只要与“女德”搭边的内容都会避之不及。她们迫切地想要挣脱一切禁锢,显得歇斯底里、不择手段。为反对“女性不得穿着暴露”的说法,故意穿超短裙、超短裤,以显示自己的权利;为表示对古代女性“幽闲贞静”的嫌恶,不惜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假小子;“为了显示女性的自立、自尊、自爱与自信,大有弃家抛夫别子也在所不惜的决意。”[5]但是,这种奋力挣脱,并没有使中国女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反而在挣脱中陷入他者和自我的双重禁锢之中。

三、破除误区走向自由

诚然,女德单独拎出来来讲,本身就令人不适,因为毕竟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很少听说有“男德”,这种特殊提法本身就带有某种先天倾向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一听到“女士优先”、“女司机”就会有种受侮辱的感觉的原因。因此,与其说是女德,不如说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德行。当代的女德也是一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是身为人就该遵守的道德底线。这也是为什么,秋瑾重视“天赋人权”甚于“女权”的原因。

首先,女性需要走出的误区。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的稳定性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传统的家庭格局和生活模式中的。从这种格局和模式中沿袭下来的品质,比如对婚姻忠诚、对父母孝顺等品质,我们依然需要遵守,因为这些基本的品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不能因为女德中有一些腐朽的成分,就排斥一切束缚,拒绝一切身为人的责任。只看到女性道德要求中消极的一面,只会陷入到表面自由的怪圈,越想解放就越不能获得自由。比如传统女德要求女性“幽闲贞静”,如果全盘否定,很容易将性格、性别差异混为一谈,甚至故意避免这种“幽闲贞静”,导致社会中出现无数的假小子、女汉子,女性成为了男性,这不能说是一种自由。这种对于自由的畸形认识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同时也会加剧家庭内部的矛盾,甚至造成女性人格的异化。

中国女性必须突破对“奉献”、“幽静”、“贤妻良母”等词的理解,不再谈“贤”色变。“如今女性的谦让温柔已不再是过去的卑弱顺从,而是基于两性固有的生理和心理差异而产生的女性特有的性格美(恰如阳刚是男性美一样)。”如果否定了奉献的品质,我们就只有索取的贪婪;否定了优雅娴静的特点,就是否定了人性的多样性;而否定了勤劳贤惠、朴实无华,我们又能肯定什么呢?

权利不会自己出现,女性想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首先必须自尊自爱自强,而不是放弃它;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真正地具有现代新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风范,而不是双重标准。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传统女德必须进行辩证的扬弃,把一种生而为人的自尊自爱和一种出于讨好与依附他人的自我禁锢区分开来。我们所要摈弃是女性失去自主选择能力的女从原则,摒弃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观念,摒弃“从一而终”的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观念,但不是德行本身。

但同时,社会上也需要破除女权过大女德荒废的误区。我们看到,很多问题的误解只是因为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具体体现在衡量问题的标准不同上。比如所谓的穿着暴露问题,有的人认为女性穿着暴露是不检点、“克家”,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穿着暴露遭到猥亵是自找的,但是也有人认为穿着是她们先天固有的权利,只要不伤风败俗,没有人可以干涉。这两种看法都没有什么不对,但互相却面临巨大的矛盾,他们一方打压,一方争取,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我们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的概念问题,即什么是“暴露”,只要不是像古代“曲裾深衣”那样就是暴露,还是穿着“齐逼短裙”才是暴露?这两者都有些极端,衡量问题的标准才是矛盾的关键,想要说服对方就是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衡量俗迹否则如鸡同鸭讲,一个反对的是穿“齐逼短裙”,一个争取的是不穿“曲裾深衣”,那就失去了意义。

当今社会,并非女权过大,而是女性争取权利的行为过于浮于表面,且雷声大雨点小,以至于给人一种女权大于男权的假象。实际上,距离两性的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所有的过激行为都只是为了争取最平凡普通的权利,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种争取往往裹挟着自尊与骄傲,言论中满载着微妙和敏感,稍不注意就会引起彼此的误解和排斥,此时争取者一点就着,往往是在声嘶力竭和叛逆心理中故意过头而为之,更加引起矛盾和不满,最终一团乱麻于事无补,因此中国女性乃至世界女性争取自由之路异常复杂而艰难。

参考文献:

[1]孟轲.孟子[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1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

[4]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

[5]黄明理张超.试论中华传统女德及其现代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