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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鹤年诗看回族人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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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鹤年是元代著名的回族诗人,他的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诗风高古,清绝去俗,在元、明两代的士林文化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他作为回族人的这一特殊身份来看,他的诗恰好是考查元代回族人华化的一条佐证,从中可以看出回族在融入中华民族时的复杂心理和曲折进程,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包容。

[关键字]丁鹤年;回族人华化;伊斯兰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49-03

一、丁鹤年家世与姓名考

丁鹤年,字鹤年,号友鹤山人,出生在元代一个世为显官的回族世家。“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饷,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资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 阿老丁因年事已高只挂朝请大夫的闲职。后移居杭州,在文锦坊南修了一座清真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祜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清康熙九年(1670)重修真教寺碑记载:“寺创自唐、毁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祖父苫思丁也坐过临江的达鲁花赤。“父职马禄丁,以世荫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

丁鹤年的“丁”姓是从曾祖父阿老丁、祖父苫思丁、父职马禄丁名字的后缀词“丁”得来的。丁鹤年有族兄马子英者,鹤年有诗《题族兄马子英进士梅花》和《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回族人并不像中原汉族一样很看重姓氏,丁鹤年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首次把“丁”确定为自己的姓,这应该说是走向华化的明显标志。他的“鹤年”一名大概是其原名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接近于“鹤年”之音的汉语转译,又受中国“寿比鹤年”观念的影响,遂定名为“鹤年”。

他字鹤年,如孟浩然字浩然之例,又光绪《奉化录》称鹤年字永庚,无非是寄望长寿。丁鹤年又为自己取了一个很有中国文人意味的号“友鹤山人”。总之,丁鹤年倾心于中国文化,开始走上了华化的道路。

二、儒化

鹤年从小就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他的三个兄长都是进士及第,他的姐姐月娥也在兄长的影响下读了很多的儒家经典,堪称鹤年的启蒙老师。月娥对于儒家的“忠”、“孝”、“礼”、“义”身体力行,以至于以后陈友谅军陷芜湖,“月娥帅姊姒女妇共10人死于水,葬芜湖之黄池里,父老题曰十节墓”。这也可能是鹤年诗中多次对节妇大加赞扬的原因,如《海巢集》中有《胡节妇诗》等。

在兄、姊的言传身教下,鹤年从小就已熟读四书五经,并很快进入了武昌南湖书院读书。12岁时父职马禄丁去世,鹤年遵从伊斯兰教规矩应该“薄葬短服”,可他却按照儒家礼仪――“斩衰三年”。伊斯兰教提倡孝敬双亲,这与儒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鹤年对儒家的孝行推崇备至。“武昌被兵,鹤年十八岁,奉母走镇江,余十载,母殁,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后来鹤年父亲之墓又遭人盗掘,过了20年才得返回武昌,鹤年迁葬父亲,然而天降大雨十日不止,“鹤年一夕仰天悲泣,拜雨中,愿翌日雨止,半日许终事。俟至质明,密云虽四塞,雨则强不澍也。及发引,视窆而返,雨倾泻如故”。数十年的战乱,鹤年找不到母亲的坟墓位置,查访不得,“鹤年恸哭行求,母以梦告,乃啮血沁骨,敛而葬焉”。鹤年的孝行为人称道,凡论及鹤年的文字皆首称其孝行,更有乌斯道为他做《丁孝子传》。对于双亲的哀思在他的《梦得先妣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慈颜幽翳杳难知,风雪孤村遍访之。

极浦空江泥滑滑,荒冈断垄冢累累。

那知恍惚魂归夜,正是哭号泪尽时。

孝格皇天吾岂敢,聊同乌鸟报恩私。

鹤年对儒家的尊师重道也十分推崇,他17岁时,豫章大儒周怀孝讲学武昌,遂拜周为师,深得其器重。数十年后,他对这段感情仍念念不忘,写下了《奉怀先师豫章周孝思先生》:

先生有道负清时,经济何由见设施。

白水青山聊自适,光风霁月复谁知。

出尘标路三株树,瑞世文章五色芝。

鸣鸟不闻人亦去,生刍一束起遐思。

儒家的“悌”对鹤年更是影响至深。长兄吉雅谟丁对鹤年的关爱有如生父。吉雅谟丁曾任昌国太守,鹤年一直在长兄的庇护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最为深厚。从吉雅谟丁的一首《省秋过鹤年书馆夜话》中就可以看出:

兄弟惟我老,宗族有君知。

万里常为客,百年能几时。

秋清妨熟寐,夜静话贞期。

明日匆匆别,还生两地思。

再如《题太守兄遗稿后二首》:

太守兄死事之明年,于故箧中得其遗诗一卷。伏读之次,不知涕泗之横流也。敬题二首于后,以纪哀思云。

海国期年政化成,肩舆随处看春耕。

正欣鸡犬无惊扰,讵意鲸鲵有斗争。

遥岛月明虚燕寝,故人云冷失佳城。

梦回佳句难重得,肠断池塘草又生。

黑风吹海浪如山,独跨长鲸去不还。

身世云烟游物外,文章奎璧照人间。

彤庭朝朔双凫远,五马行春绿野闲。

老我急难余泪在,一回抚卷一潺。

可见鹤年对兄长的感情之深。对其他兄弟亦有《送四兄往杭后寄》和《哭阵亡仲兄烈瞻万户》等真情流露笔端。

对于夫妇之间的“节”,鹤年的《悼亡》最能证明:

别时如玉人,归来死生隔。

日暮泣孤坟,音容杳难得。

惟余坟上草,犹带罗裙色。

……

另外有五言古体组诗《采莲曲》十首,专门叙写他与亡妻之间的感情。

提到儒家的“信”,鹤年与好友戴良、乌斯道等人及众要好的处士之间的唱和与赠答自不必提。鹤年传世的300多首诗中,与朋友的赠答诗占了相当的比例。

鹤年从最初接触儒家思想起就立下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以儒生自居,有“腐儒避地海东偏”、“落魄乾坤一腐儒”之句。鹤年曰:“吾宗固显贵,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于是愈发苦习儒学,“年十七而通《诗》、《书》、《礼》三经”。

鹤年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了儒家影响,而且一些礼仪习俗开始与伊斯兰教相去。除去对父亲“厚葬重服”外,在对母亲的迁葬亦做了改变:其一,“惟作母主,蚤莫拜前”;其二,“陈酒肉以祭”;其三,“棺敛葬”。

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因此无设牌位祭祀之俗,亦禁酒,“平陆土有下陷者……无棺郭,下土砖,上覆舟板”,明显是伊斯兰教的墓穴形式,然而在迁葬时鹤年却改变了母亲的墓穴形式,改用棺椁,“愿及清明三月节,一盂麦饭洒松楸”的风俗也是伊斯兰教绝然没有的。可见儒家礼仪对丁氏影响之深。

三、佛老思想

后来,鹤年倾向于佛老思想,寄情于山林,出入于佛道。究其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点:

(一)不得已的避祸

“淮兵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鹤年辗转各地,接触到了佛、道界人士,此时尚有其兄吉雅谟丁可以荫庇,及元至正二十四(1364),鹤年30岁,吉雅谟丁卒于昌国任上,元廷复以方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方氏与鹤年兄是政敌,又“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海巢集》就在期间编成,时鹤年在海岛建一所陋屋称“海巢”,比喻他此时的困境如同鸟巢一般,随时都有被海浪打翻的危险。

丁鹤年寄居空门,确实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苦衷。《逃禅室卧病柬诸侣》:

高秋多病客,古寺寄黄昏。

野迥常疑虎,天寒早闭门。

离愁灯下影,乡泪枕边痕。

赖有诸禅侣,情亲似弟昆。

这时鹤年避方氏如避虎患一般,寺院里的僧侣给他的关怀,确实是“情亲似弟昆”。

《逃禅室述怀十六韵》有“有相皆虚妄,无才苟幸全。栖云同白露,饮露效玄蝉。高蹈惭真隐,狂歌愧昔贤。惟余空念在,山寺日逃禅”等句。

处处浸满无奈与辛酸,只好“暂逃禅”。

(二)素性清高的高士情节

鹤年在少年时就不愿“袭先荫”、“取禄位”,而愿“以文学知名”,他曾有数次机会做官但都谢辞不做。“畀荫从父恒州职,鹤年亦辞谢不敢有,惟以厉志为学,清贫自苦,与寒贱士等”,后在流徙他乡时,数次有人举荐鹤年出来为官,他“皆陈悃以辞,亦然不一就”。

在鹤年的赠答诗中几乎都能看到这种隐士情节漫浸诗底,如《寄余姚滑伯仁先生》:

独木桥边薜荔门,全家移住水云村。

猿声专夜丹山静,蜃气横秋碧海昏。

诗卷自书新甲子,药壶别贮小乾坤。

陶渔耕稼遗风在,差胜桃源长子孙。

诗中充满乐于山林、全然不识人间岁月之意。就是因为高超节操、远遁人世、寄兴自然、谈玄尚空的佛道思想给丁鹤年带来了莫名的亲切感。于是就乐于与僧道交往,寺庙宫观也自然成了鹤年醉心隐居的理想场所。当时鹤年确实醉心于佛道,其兄吉雅谟丁有赠诗,诗前云:“鹤年弟尽弃纨绮故习,清心学道,特遗楮帐,资其淡泊之好,仍侑以诗。”

(三)国破家亡的社会大背景

元、明交替之时,回族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都一落千丈。丁鹤年的人生遭遇更是离奇难堪,他少丧父、青丧母、中丧兄,一生处于颠沛流离中,生活极度艰苦。鹤年的丧乱诗中常常充满了忧伤的家国情怀,《自咏十律》充溢着对时局的不满和愤懑,如《登北固山多景楼》:

风月无边地,乾坤有此楼。

城随山北固,潮蹴海西流。

眼界宽三岛,胸襟隘九州。

阶前遗恨石,谁复话安刘。

又《将归武昌题〈长江万里图〉二首》:

长江千万里,何处是侬乡?

忽见晴川树,依稀认汉阳。

长啸还江国,迟回刖海乡。

春草如有意,相送过浔阳。

家国忧伤历历在目,可谓字字泣血。现实社会的种种遭遇,使鹤年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向了佛的空净寂灭和道的清虚自守。他广泛地同佛、道人士交流,《方外集》整整一部诗集记载的都是他与诸高僧、道长的答赠。《方外集》中提到有名可考的高僧即有27人之多。

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将丁鹤年列入“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有失精准,鹤年亦沉于道教,不仅和道教人士接触,而且参与养性练气的活动,“至于算数、导引、方药之说,亦靡不旁习”,不提别处,仅在《方外集》中就有《赠刘全真》、《赠李仙姑》等八首涉及道教的诗歌。因此,不宜主观地把鹤年归于佛或道,而且在接触佛道时鹤年的身份始终是儒生,只能说作为儒生的丁鹤年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其时,丁鹤年所处的时代全真道在民间的兴盛已经使“三教合一”的思想趋于顶峰,因此,儒生习道修佛是很正常的事情。

丁鹤年晚年又回归到了伊斯兰文化上,《武林掌故丛编》载鹤年“晚习天方法,庐于先人之墓”。“天方法”即为伊斯兰学,天方指阿拉伯国家,清初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刘智的著作皆以“天方”名之,如《天方典礼》、《天方性礼》、《天方五更月》等,确信此处“天方法”是伊斯兰学无疑。鹤年年九十高寿而殁,丧葬礼仪如伊斯兰教进行,葬于杭州,墓庐形制亦如穆斯林,至今尚存。

丁鹤年不仅是回族民族史上不多见的奇才,也是元、明交替之际一位重要的文人。他的诗文和履历是研究回族人华化进程和元明政治变更的重要资料,研究丁鹤年诗,应该把他的诗文和社会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他的诗是瑰丽的伊斯兰文明与厚重的中华文明相互渗透的产物。丁鹤年在元朝回族作家群体中遗世独立、光彩绽放,影响了明代士林文化。

[参考文献]

[1]元・丁鹤年.丁鹤年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元・戴良.九灵山房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丁生俊编注.丁鹤年诗辑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邓邵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