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养正·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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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科学生，贯穿我成长历程的是读书。王国维先生曾说“凡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而对文（化）学的阅读同样也有“代际”的差别。从一个人的阅读史中不但可以窥视其成长，或也可看出时代的一点变迁。
我出生于福建北部武夷山脉的小县建阳，让我骄傲不已的是，那里曾是宋朝时期的印刷中心，号“图书之府”，早年水运发达，大量通俗小说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带给我最多的快乐是妈妈常带我去的城关一家新华书店，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书的世界。
与“70后”不同，生于1985年的我并没有读过几本连环画，而是从很小就开始读全是字的书。起初是爸妈在睡前给我读《365夜故事》，后来就变成我自己读着读着睡着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囫囵读书的毛病：遇生字视而不见，极少查字典。这毛病延续了很多年，到高中时我还有许多分不清的联绵字，管“骆宾王”叫“驼宾王”，管“季羡林”叫“季慕林”。记得小学时，我曾自告奋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刘胡兰》给妈妈听，模仿坏人的语调，恶狠狠地说：“不说也割死你！”妈妈听了觉得奇怪，再看课文是“不说也铡死你”，她笑得前俯后仰。
我小时是大院里的“孩子王”，领着七八个年纪相仿的小伙伴和另一大院的孩子“打仗”。一次战败，我被追得无处可逃，爬进了邻家的鸡窝，大气不敢喘一口。而就在那里，我发现一本封面污秽不堪的《童话大王》。那书中“幻影号”的故事，让我忘了身处“险境”，竟在鸡窝里读到太阳落山。
我的十岁生日礼物是自己选的，两卷本《一句成语一个故事》。小学毕业时，妈妈又让我自己挑，我选了注释版《少年读诗》《少年读词》。因为前不久，我在楼道某个三角柜中发现一本破旧的《千家诗》，读来爱不释手，却无注释。
入学初中前后，县城逐渐开了几家新的书店，街头巷尾，也偶有书摊，一辆三轮平板车或一张简易钢丝床。我偷偷存下一笔本该“上交”的压岁钱，在邮政书展上买了《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金元卷）。书的附录是格律常识与词牌介绍，我前后参照阅读，很是痴迷。后来读琼瑶《心有千千结》，她说“心有千千结”一词是欧阳修的手笔。我根据书中引词的制式，逆推词牌，再按图索骥查证作者应是张先。这事让我得意了好久。
幼时，书于我而言真是稀缺资源。我常在邻居家一堆待卖的废书报纸里扒拉出几本《儿童文学》期刊来“解渴”。那时候，尚还年轻的妈妈总想为我买一本《辞海》。她从工厂下班的路上，常顺道带我到新华书店，但她从不买书。我至今记得她翻看《辞海》定价时的失望，因为她不止一次翻看，每次都是那种表情。后来她买了缩印本的《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本书定价不高，对照查检，虽不及《辞海》，但也足够日常使用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现代汉语词典》是我最珍爱的一本“课外书”，通过对字词本意的基本认知，奠定了我童蒙的语感，在很大程度上帮我克服了阅读囫囵吞枣的弊病。
曾在旧书摊看书，一本放在钢丝床边沿的书险要掉落地上，我抬脚把它往里推了推。女摊主见状，斥责道：“我这把年纪还可以弯腰下去用手拿书，你居然用脚！你对书太不恭敬了。”南方乡间有“惜字”传统，书是至高之物，部分村落还有“惜字塔”，专事焚烧字纸；后来我在家乡清莲寺的厕所墙上看到标语“敬惜字纸，功德无量”（勿用写了字的纸当手纸），回想起书摊主的神情，尤为感慨：书是知识的物化符号，恭敬书实为尊重知识之意。多年后，导师王一川先生对我说：“必须站着给学生上课。”他认为，那不仅是尊重学生，更重要的是尊重我们自己所讲授的知识。
高中疲于应付考试，读书时间不多，但却养成了收书癖好。从彼时迄今，我已积攒下各式书籍三万余册，分散各处，每次搬迁都工程巨大。收书癖好与我高中恩师龚思玲先生干系极大。先生因鼻咽癌而离开中学教席，调任学校图书馆。在那里，我和几位同学与他结下了极深的因缘。在先生周围，我们一起创办了学生组织“爱书者同盟”，从此长期浸海。
跟随先生，我对读书有了更高的诉求：系统阅读文化史，深入了解历代名家身世与学术谱系，辨识图书版本、装帧与品相。我们随先生走遍了临近县市，又远赴福州、南昌等地淘书，课余也总在先生的办公室或书房，听他纵横捭阖，从国际关系到先秦百家，无弗远近。
十年前，我北上首都，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自兹而后，更日日与书为伍。昔黄庭坚云：“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我虽不敢有此狂想，却以为然。尽管数字技术或将迫使纸质书退出市场，但从“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开始，“人”与“文”就始终一体：人们在书中不仅认识到一个未曾触碰的世界，也得以遇见那个平素难以谋面的自己。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阅读风向。但只要“童蒙养正”，则必是“开卷有益”，而这也意味着一位新的读书人将开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之旅，且让我们一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