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西西的“羊皮筏子”,忘记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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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向大陆读者介绍西西这位写作已逾半世纪的香港作家呢？在作者硕果累累的著作前，我如何只抽取作品简述，而不陷入以局部展现全貌、或者是无可避免的以偏概全？写作与阅读的时差有时是巨大的，尤其对于可通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而言。西西作品“正式登陆”大陆的出版世界，说来不过是一年多前──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西西的长篇小说《我城》和《哀悼》。这应该只是一个开端。读者不一定都要依循作者作品的诞生时序来阅读（学者或许需要多考究这一点），事实上由于出版上的时差（包括作品最初发表于刊物与印成单行本之间、繁体版与简体版之间的时差），“顺时而读”似乎已是不可能，但亦因为这个缘故，令每个读者对西西作品的接收又添了一个变数。以下勾勒的，大概只是我个人的接收版本，其中，也不是没有经过事后重构的。

说故事的形式

西西的作品（特别是她的小说），我的“读龄”不算很长，大概有十多年，最初打开了我眼睛的，是她手法创新、说故事形式“变化瑰奇”（郑树森教授语）的短篇小说。八十年代，西西以《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撼动台湾文坛，屡获文学大奖，余生也晚，跟不少同期读者一样，我也是从这篇小说开始展开西西作品的阅读之旅。《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写一个在殡仪馆当化妆师的女子，一直向男友隐瞒职业身份，至等着向他说个明白，独个沉思忆想的忐忑状态。调子是灰暗的，死亡阴影幢幢，取材独特，有说是带有存在主义的弦外之音。没有必然关连，这小说我连着《感冒》来看，也是一篇以爱情为题，而提升至对婚姻亲情、个体自由、生命思考层次的小说；女子内心透现纸上，男子相对面目模糊，在《像》和《感冒》都有一个单字名称，叫夏、楚。西西曾打趣说：如果喜欢一个作品，就抚抚右耳，不然，就抚抚左耳，至于不知好坏，就摸摸鼻子吧；这类带有女性感伤的作品，西西后来认为不过是“左耳”之作，但被这两篇作品打动的读者大有人也，包括我。

感动只是其一，西西小说形式之多变，所表现出的实验先锋精神，最叫我穷追不舍。五六十年代，西西沉迷过欧陆电影，于观影室中呼吸日常空气，又将电影手法带入小说创作，六十年代的中篇小说《东城故事》、1980年的短篇小说《春望》，都是这方面的实验作。《东城故事》中，西西尝试了电影分镜和观点转换，以七个不同的人物，各以第一人称“我”，在八个小节中述说一个叫马利亚的女孩故事，又让西西作为其中一个人物在小说出现，颇有“后设小说”的味道。《春望》写香港与大陆亲人在经历二十四年乱离阻隔之后，重新互通音讯的故事，运用了不少溶接、闪回、连类剪接的电影技巧。

西西说故事形式之多变，短篇小说本身就有如一个万花筒世界。举例说，将生活选择题引入小说，有小小说《星期日的早晨》；在括号中引用诗词典故，游走古今的，有《感冒》中引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痖弦的诗；中国话本小说改写，有《肥土镇灰阑记》；童话改写续写，有《玻璃鞋》、《胡子有脸》；现代西方经典小说谐拟，有《宇宙奇趣补遗》；内心独白交错，有《碗》、《煎锅》；图文结合跨科际创作，有《浮城志异》；采编年体化入大量历史神话知识的，有埃及题材的《图特碑记》，等等等等，手法层出不穷，未能尽列，以上简单分类，也不过是图个方便。有人形容西西的写作为“顽童体”，我想，所谓“顽童”，归根究底是一种赤子精神──对生活物事始K保持好奇、边写作边认知世界的开放眼光，而对形式之探索本身，就倾注了作者在宽广的文学、阅读世界中乐此不疲的追求。难得的是，形式之多变绝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或外来手法的横移，而每每做到形式与内容紧密相扣，“怎样说”与“说什么”互相呼应。

人情世事的关切

是的，形式以外，不可忽略的是西西作品中对人情世事深厚的关切。西西曾担任中学老师，在她笔下，不时见她以教育制度、中学生为题材或人物，如短篇小说《雪发》，写一个别人眼中的顽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并述及文凭老师争取权益罢课的历史，看来也甚有西西自身的影子。又如《贵子弟》一篇，写学生作文“如何乘搭地铁”，学生们开始找到学习乐趣，但老师遭家长投诉，最后预备在堂上作天气报告的学生一直等不到老师出现。

西西关切我城命运，但常常能出入于不同时空中作微妙的挪移转化，不囿于地域性的本土书写，如《镇咒》中借怡芬姑母（这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的怡芬姑母吗？）口述的埃及木乃伊和符咒故事，来寄托一份对我城于过渡期不安的祝福。又如《玛丽个案》，借一则荷兰与瑞典争小孩监护权的法案旧闻，来侧写香港八十年代的夹缝处境。在西西笔下，也常见对弱势社群或边缘者的关切，如并合美州虎动物园及香港越南难民营两者来写的《虎地》──“虎地”者，实则是“苦地”也；小说中多次出现“铁丝网”的意象，如结尾一话：“所有的人站立的地方，都是铁丝网围着的小小的一片苦地啊。”铁丝网是具体又是无形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铁丝网，这跟西西在其它作品中出现的“包裹”、“抽屉”，表现手法不同，但也不无相通之本质。作为一名作家与读者，西西阅读世界之渊博，只消看看她《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传声筒》几本阅读笔记，已叫人叹服不已；表现于小说中，思考阅读与创作关系的，则有《胡子有脸》、《永不K止的大故事》等作品，好玩之余，又表现出西西对于阅读开放性的思考与实践。西西作品写来不带激情，但冷笔中有热眼，以上所举的，只是一些例子。至最新出版的《猿猴志》，除了童心、以手作来锻炼身体的强顽意志外，又表现出对动物、人类、自然世界更根本而宽广的关切。

一座城市的文学

西西作品斑驳多姿，其中，城市文学是西西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因为西西，香港这蕞尔小岛，有了“我城”、“浮城”、“美丽大厦”、“肥土镇”等不一样的名字、意象或寓言。如果《东城故事》还处于早年“存在主义”时期，《我城》则开宗明义说要写一个活泼、年轻的小说；结合童趣语言、视点转移、陌生化技巧等手法，西西铺展了七十年代香港社会集体建设与忧患意识共存的流动生活面貌。一书之落成，常常好像有自身的命运；这小说后来成了我城文学经典，辗转有了不同版本，至2010年，《我城》“北飘”又有“迟来”了三十多年的简体版。

建设“美丽新世界”的想望，进入八十年代，被所谓“九七大限”横路截挡，城市转了调子，西西于1986年写了一篇图文结合的《浮城志异》，透过比利时超现实画家马格列特十三幅画作，经刻意误读、“再情境化”，写出浮城突异状态的不安。这小说尽显西西得天独厚的图像感受力，大家早知，“西西”这笔名，本就是“跳飞机”（或曰“跳房子”）的图像化，而在《画／话本》、《剪贴册》等散文集，亦可见西西对视觉文化的丰富见识，于图画与文字的想象中出入无间。

西西对于城市的关切，不仅止于一两部作品，而是长期不懈的；八十年代，西西的短篇小说创作力尤其惊人。如“肥土镇”这城市原型，就可上溯至1982年的《肥土镇的故事》，继有《苹果》、《镇咒》、《肥土镇灰阑记》，至1996年的长篇小说《飞毡》等篇。最初肥土镇不叫做肥土，没有人想到它的烂泥会长出青绿叶子来，继而勃发异常旺盛的生命力，只是物极必反，当肥土无限膨胀俨如魔幻现实般的恐怖，生命力逆反成了一股自我毁灭的力量。城市盛衰有时，也许如小说结尾所言：“没有一个市镇会永远繁荣，也没有一个市镇会恒久衰落；人何尝不是一样，没有长久的快乐，也没有了无尽期的忧伤。”

回说《我城》，此作最叫人深刻之处，是其开展的“城市身份”视野，当年那句“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堪称一个悬浮城市的自我身份肯定与宣称。但必须说的是，《我城》虽然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但它从来就不是排外的、拒中的，也非膨胀自我的“大香港意识”。台湾文学评论家施淑说得不错：“我城”的归属感，是既“不排除中国，也不排除世界”的，自我肯定之余也始K保持开放。

后来者读到何福仁于2009年编的《浮城1.2.3：西西小说新析》，当更明白，西西对关系、祖国现实，早有着持续的关切。旧作新编，贯串书内十篇小说的主题，正是两地的关系，特别是这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最早一篇的《奥林匹斯》写于1979年8月，以结束、大陆重新开放作背景；小说以一个独特角色设入：奥林匹斯是一部摄影机，伴随主角一起北上、深入大陆，但逐渐摄影机与主角出现落差，摄影机惯以猎奇角度捕捉名胜古迹，而主角在旅程中逐渐发现了“人”，体认到兄弟之情。诚如何福仁所说：“这篇小说，如今看来，可以成为西西开始抒写两地交流的滥觞。”内外观照，写于同年底的《北水》，主客易位，从开封的内在视觉展开，写大陆之变化。关系解冻了，多篇小说写及重新沟通，之后随着历史推移，有写及船民问题、中英谈判、九七回归等等，也有把时间回拨，譬如在《鱼之雕塑》中侧写武斗时浮尸飘流海岸之惨况；现实参照之外，小说以散文笔触娓娓道来，已升华到艺术与死亡／丑陋的思辩。最后一篇的《白发阿娥与皇帝》写于1997年，以白发阿娥与钱币改朝换代的故事，侧写香港的转移。这里无法对每篇小说一一叙述，只想说，横跨这么多年，如此别具特色兼不懈地将现实转化提炼为艺术创作，环顾香港芸芸作家，西西只此一家。

以上所说，只是对西西小说创作的轻笔一描，未可穷尽，只希望在有限篇幅中，作不遗余力的引介。短篇以外，西西的长篇小说亦极可观，有兴趣者，当可找她的《哨鹿》、《美丽大厦》、带点自传色彩的《候鸟》、《哀悼》等作来读。西西曾说书本就是她生命河上的羊皮筏子；她自身也替读者编织出一只可泛舟飘流的羊皮筏子。时至今天，我还没有完成西西笔下的“永不K止的大故事”，因为文字海洋无穷无尽，但在阅读和创作中，我已颇能体会并且深信：书本，就是生命河上的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不沉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