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史学的研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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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俗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大体上依然延续着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民俗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以前文提到的“生活论”为基本框架。80年代中后期起，民俗学也开始兴起了一股关于自然与环境讨论的热潮，从此开始逐步形成新的“生态民俗学”或“环境民俗学”。1987年野本宽一开始提出“生态民俗学”，[12]之后民俗学者更进一步突破了单纯的自然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研究，确立起了“环境民俗学”[13]的概念。不过，日本民俗学界对民俗学中的环境与生态的理解却发生了一些分歧。以鸟越、野本为代表的学者强调“自然”的作用，研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中的历史传承，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碰撞”、“相互磨合”。[14]但是，筱原彻等学者则认为，民俗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原型、变形、改良”三种形态，其内涵就是每个人直观地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原型地利用自然是必要条件，改良地利用至少是具有倾向性的”，即一个社会之所以具有一系列的特殊化部分，是因为该社会受到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15]筱原彻更注重的是，“在记录某生产活动中各种人的生产总体时，应该将该社会的集体性甚或总体中与自然的对立及传承，从而获得的自然知识体系视为民俗自然志”，[16]即强调人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的结合。笼统地说，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可以归纳为“自然主义”和“生产主义”之争。而筱原彻的研究思路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响应，最为明显的体现即是对日本的水、稻作、渔猎等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17]此外，八九十年代在日本地方史编撰过程中，其民俗篇明显地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一般都会有一个以描述环境为主的章节，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是福田アジオ（AJIO）。此后，日本各地地方史的编写大都带有这一特点，比如：1986年《新座市史》编撰过程中，其第4卷民俗篇的第1编即为《土地与生活》，其第1节则为《地形和土地利用》；1989年《伊势崎市史》民俗篇的第1章即为《环境与民俗》，其中第1节是《生活中的自然》，第2节为《耕地的扩大与村落的景观》；1992年《下关市史》民俗篇中有《环境》章节；1993年《静冈县史》资料篇民俗第1篇为《人与环境》，第1章为《环境的特征》，第2章为《和自然的对话》，第3章为《开发和灾害》；1995年《四日市市史》第5卷史料编民俗第2章是《自然与民俗》，第1节是《地形环境和土地利用》，第2节是《四季的变化和生活》，第3节是《开发和灾害》等。虽然说“环境民俗学”的成果十分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筱原彻本身对此作过较为深刻的反思，他曾批评“对民俗的历史性过于随心所欲”。[18]这种随心所欲指的就是民俗学者在研究古代或日本文化过程中，往往缺少对该现象历史因素的思考，缺乏严谨的历史学求证过程，尤其是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证不足。

日本的经济学导入环境问题相对较早，这与战后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公害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庄司光和宫本宪一所著《可怕的公害》[19]一书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环境问题的书籍，而宫本宪一则堪称为日本环境经济学首倡学者，更是今天日本经济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早在70年代末期就已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引入了公害问题，此时的研究重心主要是论述公害问题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世界公害事件之中日本占了一半，因此日本对公害问题的研究也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后日本对公害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界甚至一度出现了将公害问题独立作为公害学研究的倾向，但日本学界从70年代起开始“从公害论逐渐向环境论转变”。[21]这种环境论的倾向在七八十年代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城市化进程中导致公害扩大和多样化；2.普通国民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增强。日本学界大约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前后完成了“从公害问题到环境问题”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并促成环境厅在1977年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调和论”，[22]1990年将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害研究所”全面改组为“环境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学界继续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环境问题，其重点开始从以往的地域社会转向对地球环境的关心，因而关注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热带雨林的减少、沙漠化等问题。[23]这一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9年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在东京共同举办了“国际地球环境会议”。此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学界对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关心开始下降，加之普通国民也更倾向于关心本国或身边的环境问题，以及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遗留下来的公害补偿和公害地域经济振兴等课题的需要，直接促成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转向，“环境再生”的概念开始大行其道。1995年西淀川裁判达成和解，从赔偿金中拨出15亿日圆设立了地域再生事业基金“青空财团”，这是日本第一个以环境再生为工作目标的NPO组织，也是日本环境事业从受害者的告发和救济运动走向市民的地域社会再生的一个划时代事件。[24]1998年宫本宪一正式提出了“环境再生”这一重要环境理念，它囊括了“公害地域”和“有问题的地域”（矿山地域、乡村地域、城市地域、工业地域、海洋地域等，以及被美国作为军事基地的冲绳等地方的“军事地域”）的再生问题。而在这些地域上实现“环境再生”不仅要防止各种污染发生，恢复清洁的大气、水、土壤，还要让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复原”或“再生”。或者说是，复原、保全、创造出地域上固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等人文财富，如果再进一步来说的话，还应包括适应时展的教育、医疗、福利等总地域社会生活环境质量的广义上的“环境”再生、复原和保全。日本经济学界针对地域和环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日本四大公害为例，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成果有：1.关于四日市哮喘病，有远藤宏一、冈田知弘、除本理史编著的《环境再生：从四日市思考政策提言》[ミネルヴァ（Minerva）书房，2008年]；2.关于熊本水俣病，有深井纯一的《水俣病的政治经济学：产业史的背景和行政责任》（劲草书房，1999年）；3.关于新潟水俣病，有关礼子的《新潟水俣病的制度、表象、地域》（东信堂，2003年）；4.关于富山痛痛病，有松波淳一的《私说痛痛病的社会经济学：痛痛病和水俣病的比较研究》（2010年）。可见，日本学界将产业问题和环境及地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而环境公害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将问题设定在日本近现代史发展的整体研究视野之内，所以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也给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将之称为环境经济史。①

传统日本史学中的环境史

在日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范围内，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多是中世史和近世史。②这是武士的时代，也是日本列岛农业文明兴盛时期，加之日本列岛频繁受到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为今人探讨环境变迁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较多的史料。这也使得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视角明显有别于西方史学界。（一）从灾害史研究到环境历史研究。日本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灾害史的研究，这与日本列岛的地震、火山以及其他相关灾害频繁有着密切关系。早在环境史兴起之前，日本史学界就着手整理了大量的相关史料，[25]并在诸多通史、一般性史学研究中就灾害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当然，日本史学界最初对灾害的思考往往停留在探讨灾害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层面，史学的整体性探讨相对薄弱。比如峰岸纯夫于1980年代在研究浅间山火山喷发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89年将这些论文整理成专著《中世的东国：地域与权力》。该书提出了1108年火山喷发后的灾后重建和地域社会重组促成了日本中世时期的庄园制形成的观点。[26]峰岸还在该研究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一些阐述，提到日本列岛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生产力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受此观点的影响，此后日本的中世史研究和近世史研究分别开始就灾害问题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展开了诸多论述。中世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矢田俊文的《日本中世战国期的地域和民众》（清文堂，2002年）、峰岸纯夫的《中世灾害、战乱的社会史》（吉川弘文馆，2001年）、五味文彦、小野正敏编的《开发与灾害》（新人物往来社，2008年）、水野章二的《中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吉川弘文馆，2009年）、西谷地晴美的《日本中世的气候变动和土地所有》（校仓书房，2012年）等。近世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86年文部科学省研究课题、野口喜久雄、小野菊雄的《九州地方近世自然灾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安藤精一的《近世公害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1999年文部科学省研究课题、日向进的《近世都市在灾害复兴史的建筑生产系统的研究》、三好利奄的《中、近世的日向国灾害史》（矿脉社，1996年）、2005年文部省研究课题、秋山晶则的《近世中后期的自然灾害与地域社会》等。（二）从庄园史到村落环境史研究。在灾害史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日本史学界在近30年的研究中还产生了环境史研究倾向加强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开发史、村落史的研究力度得到加强。在开发史研究中，历史学者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古环境进行复原，进而在宏观角度上还原人类发展史上的环境变迁。主要成果有黑田日出男的《日本中世纪开发史的研究》（校仓书房，1984年）、安田喜宪的《气候和文明的盛衰》（朝仓书房，1990年）以及《绳文文明的环境》（吉川弘文馆，1997年）、梅园猛、伊东俊太郎等的《人口、疫病、灾害》（朝仓书房，1995年）、矶贝富士男的《中世的农业和气候》（吉川弘文馆，2002年）。而从日本村落史研究来看，80年代以来出现的趋势是，在以往研究日本古代村落社会的制度、法律等基础上，更加注重村落的景观、生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木村础的《村落景观的历史研究》（八木书店，1988年）、日本村落史将作编集委员会的《景观》、《生活》（雄山阁，1991年）、服部英雄的《景观开始探寻中世》（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原田信男的《中世村落的景观和生活》（思文阁，1999年）、海老泽衷的《庄园公领制和中世村落》（校仓书房，2000年）等。上述两点是目前传统日本史学在环境史研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日本史学在开展环境史研究时更倾向于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民众的一种“生活”模式。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近年来日益重视对传统的“生活模式”、“工具”、“景观”的研究。

日本环境史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日本的社会学、民俗学学者从传统的“生产生活”研究入手，通过研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而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环境史研究空间。但这种研究手法很难通过研究生产、生活模式的变化来论述环境史的核心问题———可持续发展，并且以讨论传统社会生活模式为主的研究，如果不加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人产生将虚无缥缈的田园生活视为人与自然共生社会的错觉。另一方面，按照现代社会经济学框架构筑起来的环境经济史研究，虽然对战后公害、环境再生等课题研究的成果丰硕，但若不能将眼光放到历史长河之中，其研究最终也只能成为公害问题的追述，而所谓的环境再生也只不过是还原公害发生前的一个空中楼阁。至于日本传统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一方面表现出重视气候、灾害等宏观环境史研究，同时也有对庄园和村落的考古发掘等微观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环境史研究局限于对日本古代生活模式的探讨，孤芳自赏而难以顺应环境史学发展的大潮流。因此，就目前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局限，及其发展趋势或方向而言，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总结和分析。首先，近年来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关注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是一种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景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浓缩，其研究对象是生态体系中人类的作用。与之相比较，迄今日本学界较为重视对气候、灾害、地形等宏观的环境史研究，而往往忽视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景观等方面的研究，以至除了在水田生产方面的环境史研究可圈可点之外，对其他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不过，日本学界已关注到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动向，并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推进，比如对“里山”的问题，不再刻意追求人与“里山”共生的理想状态，而是探讨何谓“里山”？“人与自然共生”是何种状态？[27]这种重视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之关联的研究手法，被称为“生业史”。[28]从日本的中世史研究来看，通过对庄园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可以从开发史角度考察“水田开发”的稻作史，但如何避免使“生业史”成为水田耕种史，而加强对其他的人类生产活动所带来的自然景观变迁的研究，以及多样化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则是需要大力拓展的方向。[29]其次，日本学界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环境史，侧重于以原始社会生业活动（采集、狩猎等）过程中的动植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是考察自然环境中的地质、地形以及相关的生物链、地域生态系统等，并对人类活动在生态体系整体当中处于何种位置提出了质疑。然而，在这一研究中，若能加强对生态体系当中的动植物变动的考察，将是很有意义的。比如，研究日本从事捕捞业的村落，如果能不断地挖掘史料，还原渔场的地形条件，并展开对水体中的鱼种及其栖息行为的研究，就能进一步弄清当时的人类生产活动。[30]而这种从地域性的生态体系和动物生态行为的角度研究环境史的方法，显然可以扩展到对林业、农业、手工业等其他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研究之中。另外，日本学界还十分重视环境伦理在环境史当中的作用。环境伦理问题实际上也是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学界，此后拓展成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道德性地位的论争。而所争论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有限的地球环境？自然是否也有权利？今天的人是否对将来的后代负有责任？等等。对于环境伦理问题，日本学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比如鬼头秀一认为，所谓环境伦理就是“以何种形式插入人的手，并以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自然作为思考对象，因此，有必要弄清“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是人类的自身”。[31]在这里，鬼头所提倡的是不仅仅重视地域范围内古人的“生业”或“生活”的模式，同时还应该包括以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环境思想的研究。其他的日本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比如义江彰夫等。[32]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界近年来开始将环境史研究方法引入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史的研究之中。[33]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疯狂的对外扩张战争，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抢占了大量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其国家战略需求，对各个殖民地实施的具体政策虽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掠夺殖民地资源和奴役其人民。由此，从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等角度探讨日本军国主义史之外，从环境史视角出发，研究近代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殖民地统治及其影响，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潮流。比如，东京大学的安富步、深尾叶子以近代东北森林开发为对象，从东北修筑铁路过程中使用的枕木和掠夺东北粮食资源中使用的马车等角度研究近代东北的空间形成问题。[34]此外，对近代殖民统治台湾、朝鲜的相关研究也涌现了不少的成果。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史学基本上起到了填补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空隙的作用。这样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通过各学科之间的配合、跨学科的研究，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构筑新的历史学。具体来说，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介绍“环境史”，最早介入这一新史学的是社会学和民俗学，此后环境社会学、环境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快速发展。这两者的共通之处，就是通过考察历史上人类的“生业”和资源问题，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则从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视角关注环境公害问题，形成了今天十分流行的环境经济学，当然其中有不少学者将这一问题放到日本近代史的大视角中加以探讨，定义为环境经济史学。日本的传统史学主要是以中世史、近世史为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出发，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史、开发史，他们更关注的是与“生业”密切相关的自然。此外，历史地理学者，则从研究古代日本的水田耕种出发，研究与稻作生产相关所形成的“景观史”，只是这样的研究手法缺少对水田稻作之外的考察，常受到其他学界的批评。今天，日本一些学者还积极引入美国环境史的相关著作，比如曾任东京大学的石弘之教授等。①应该说，环境史在日本已经获得诸多学科和学者的认可，只是由于日本环境史学从诞生到发展一直分散于上述各个学科之中，因此，正如池古和信所认为的，“就现在的日本环境史学研究，还没有建成一个学科体系。”[35]当然，日本环境史存在于各个学科中间的发展模式，未尝不是新兴学科兴起与发展的一条探索之路，它或多或少也能为我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