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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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的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关键词：辽代；四时捺钵；捺钵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13-02

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是与中国古代五代十国、北宋政权同时并存的，以契丹族为主体的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00余年的封建割据政权。

契丹本源于鲜卑，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周边民族和中原地区的影响，因此，契丹文化既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也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譬如捺钵制文化即是其突出特色之一。

史称，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契丹人以“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为生活理念，生活与政治、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无日不营，无在不卫”。在转徙过程中，辽代逐渐形成了行在（捺钵）政治，最终构成了为后人啧啧称道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

契丹辽朝政权建立后，皇帝游猎设行帐称“捺钵”或“四时捺钵”制度。“捺钵”是契丹语的音译名词，意即行宫、行营、行帐。但是，作为特殊历史语言范畴的“捺钵”概念，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史籍上对此有着更多的称谓，如“纳拔”、“纳钵”、“剌钵”、“捺宝”等。《辽史・营卫志》载：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说明“捺钵”的外在形式就是契丹皇帝传统的渔猎活动，也就是习惯称谓的“四时捺钵”或“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它是契丹皇帝出行时的临时居住处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由于契丹人世代从事“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故“捺钵”已经成为事关国家政体的一种规制。凡契丹皇帝出行，例有文武百官、妃嫔宫女陪同，长达数月；故“捺钵”之际，也同时临朝听政，接见外国来使，或举办“头鹅宴”、“头鱼宴”等娱乐活动，规模盛大。所以，契丹皇帝的捺钵行宫与中原皇帝的皇宫大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契丹辽朝虽然也有五京之制，但契丹皇帝一年四季都巡幸于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成为契丹政权的政治中心。而五京只是汉人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是契丹立国以后政治统治的一大特色。

契丹辽朝的四时捺钵制度，既继承了契丹祖先的游猎生活传统，又能够在各个地点驻守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监督，同时还保证了国家正常运转和政令畅通，不失为两全其美之策。因此，在契丹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完善定型，发展成为有别于其他民族政权的创制。

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尽”，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5月下旬或6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7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为契丹朝廷临时所在地。契丹人的四时捺钵地，在圣宗朝已成定制，此前居无定所、每朝都不尽相同。形成定制后，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嫩江至松花江流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当时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春捺钵的主要活动，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两面大臣议国政，遐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两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

《辽史》记载的春水渔猎，主要内容是捕鹅和钓鱼。书中提及的“春捺钵”地点，有“长春州”（或记为“春州”）、“鸭子河”（或记为“混同江”）、“鱼儿泺”、“鸭子河泺”、“挞鲁河”（或记为“长春河”）等，一般多以长春州为主。依据现代考古发现，长春州古城遗址出土遗物有：砖、瓦、螭首、鸱尾、勾滴、釉瓦等；塔虎城遗址发现城外有人工河道痕迹。表明辽朝晚期春捺钵已经添加大量人工修饰内容。《松漠纪闻》载：

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钩鱼，放弋为乐。

《辽史・营卫志》的一段散文笔调的记述文字，再现了“春捺钵”浩大、热闹的场景：

春捺钵日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曰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鹉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农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备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酷，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纲钩，春尽乃还。

由此得知，契丹皇帝从辽都上京临潢府起行，是正月上旬，时令正值春寒料峭之际，并且不惜远道跋涉，“六十日方至”。这60日的行程路线据《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三年（1044年）：

春正月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猎兀鲁馆冈。二月庚戌，如鱼儿泺。

从驿传史角度说，“兀鲁馆”应是辽代驿传之一，亦是辽朝与东北女真等民族部落进行联系的交通站点之一，是契丹皇帝前往混同江春捺钵地的要道。

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讳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看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也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习俗。

捺钵制是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对于辽朝这样一个多民族政权至关重要。辽代中期以后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3个皇驾崩于捺钵，说明它不仅在政治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捺钵制度中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带来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重温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我们应该看到契丹人的“三才观”，即尊天敬地，崇尚自然，做到天地人三才合一。《辽史・营卫制》载：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

契丹人在转徙流动中实现了有节制的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且因地、因时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这种制度不仅传播、弘扬了契丹民族文化，也吸纳了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有机融合和有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