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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黛玉和简・爱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经典女性形象,是人们常说常新的人物。本文着重对两者的性格和爱情观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林黛玉;简・爱;形象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文学画廊中,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如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简・爱》),谢利(《谢利》),卡罗琳(《教师》)和露西(《维莱特》)等女性形象,不仅震动了当时英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地评说;18世纪的中国作家曹雪芹以其毕生的心血,在不朽著作《红楼梦》中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众多的女性形像,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极致,也成为迄今人们生活话语中常说常新的人物。如果把上述女性形象放在一起比较鉴赏,不仅对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本身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还会增加我们对夏洛蒂・勃朗特和曹雪芹的理解,增加我们对18、19世纪中国和英国社会的了解。下面即就同为孤女的简・爱和林黛玉的形象略加评说。
一、林黛玉和简・爱的生活环境同中有异。共同的是二人幼年都寄养在舅舅家,但她们之间仍有较大差异。从家庭出身上,简・爱出身寒微,父亲是穷牧师,无权,无钱,无势,在当时贫富观念甚大的英国,受人歧视、冷落的境遇可想而知。而林黛玉出身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在家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寄居情况看,简・爱在其舅家挨打受骂,遭到虐待,而林黛玉则锦衣玉食,乳母丫鬟一大群的伺候着;从大的社会环境看,简・爱生活于19世纪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妇女的地位问题已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另外,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正好处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个时代崇尚互助、节俭、自制、奋发图强的精神,与这一精神相联系,追求个人幸福、快乐,利益便成了天经地义。”而林黛玉生活于18世纪的中国,处于封建专制及其严厉的“康乾盛世”,封建思想、宗法制的观念,无可置疑地统治中国,广大妇女依然生活在父权、夫权的阴影里,无丝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言。
由于环境不同,简・爱和林黛玉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从而对她们的性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差异是:简・爱性格倔强,富于反抗性和忍耐精神,追求自由平等;林黛玉纤弱多病,尖刻任性,多愁善感,坐享其成。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简・爱虽孤苦伶仃,但反抗意识特别强烈,悲惨的家世,寄人篱下的环境不但没有使她屈服,反而使她产生了一种反抗意识,去追求人格的平等自由和经济的独立。她敢于斥责其表哥“像个杀人犯”,也敢于控诉其舅母:“世上我最恨的就是你!”长期的迫害折磨使她产生了逆反心理。被驱逐出盖茨尔德府之后,在罗沃德学校,她以顽强的生命力熬过了八年窒息刻板的学校生活,重塑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知书达礼、多才多艺、涵养高雅、理智克制。在桑菲尔德地主庄园,她不屈尊于贵族上层,不卑不亢,甚至在与主人罗切斯特的恋爱过程中,她都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就这样她以独特的个性和时代进取精神,在争取个性解放、与世俗抗争的道路上独自前行。黛玉由于出身于“清贵之家”,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比较任性,后寄居贾府,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毕竟寄人篱下,因此这就使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变得敏感多疑起来,动不动就忧愁洒泪,愁眉长叹。事实上,她对寄居的环境敏感疑虑,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受到冷遇、歧视所引起。因此,她绝不会产生什么反抗意识的。虽然贾府难免如大厦将倾,但她过的始终是金衣玉食的生活,埋香冢、泣残红,则是多愁善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之语,则更过甚其词了。她的忧愁来自于对身世的感叹和有时无事生非的烦恼,绝对没有简・爱那种为生存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意识。
二、简・爱与主人公罗切斯特相爱,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但她全然不顾忌这些。从来在爱情生活中女性似乎都是被动的角色,是一个被爱者,没有真正去爱的主动性和权力,宠爱或被遗弃都无法选择。而经过启蒙思想泛的简爱则蔑视历来派定给女性的这种命运。她冷静而无畏地接受罗切斯特的挑战,还不时向他袭击,乃至离开罗切斯特之后,仍不远千里回去探寻他的下落并回到他的身边。她的爱“超越了她可悲的外貌,超越了卑贱的地位,超越了命运的打击”。她丝毫不以自己卑微的地位、出身为耻,蔑视世俗功利,大胆,执着,可谓不顾一切。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启蒙时代个性解放思想的光辉。然而,简・爱没有简单地沉溺在爱的热情中,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铸造了她清醒理智的心灵。对于爱情,她看得很楚楚,自信而倔强,绝不盲目地使自己陷于没有结果的被动地位。而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在简・爱心中甚至比爱情更重要,或者说相互尊重与人格平等乃是爱情的基础与前提。有一次罗切斯特有意以谎言考验简・爱,而简・爱以为受了玩弄时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CCCC你想错了!CCC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就像两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DD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这完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人权宣言”,她竭力捍卫自我尊严,不容许别人半点亵渎、践踏。她深深地懂得唯有自爱,才可得到他爱;爱别人,也必须以不丧失个性为前提。在她看来,保持人身独立平等的有效措施。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这样才能随时从男性身边脱离开来,自立自强。而且正是因为她经济上的独立,使她的爱情理直气壮,并最终获得幸福。简・爱的形象,一改以往情人谦恭忠诚的态度,妩媚动人的外貌,她如同一个“纵火者”,闯进了“温文而雅”的爱情世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谁也没有看出,这正是新的一代把它的旌旗挂在自己的船桅上,谁也没有理解,这种炽热的恋爱方式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宣布妇女权利。”
林黛玉作为18世纪贵族家园中长大的娇小姐,她鄙弃功名利禄,蔑视封建礼教,为情生,又殉情而死,如果把她的死看作是对封建社会控诉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在与宝玉的爱情中,面对种种阻力,她没有去努力争取过,她也知道他们的爱情需要贾母的成全,甚至其丫环也劝她在贾母面前多多活动一点,可她并不去做。她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洗礼”,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羁绊和束缚,她没有崔莺莺那般的大胆和泼辣,也没有像杜丽娘那样为捍卫爱情的果实作曲折的斗争。她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向往又不敢承认,更不敢去追求,她像那时的广大妇女一样,意识不到女性作为与男人一样而存在的性别意识,更不能意识到经济独立的意义,即使意识到了,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她去争取经济独立。所以林黛玉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红楼梦》和《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确实是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林黛玉和简・爱的形象意义是极其丰富的,“这正如马克思在评包括夏洛蒂在内的‘辉煌的一派’时所说,他们‘以晓畅明白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全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