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作为他者的自我:对外翻译的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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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倡导用抵抗式翻译来冲击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却忽略了弱势民族自身的能动作用。弱势民族可以利用对外翻译进行自我言说，主动地书写自我身份，谋求与他者建立间性对话关系。中国在对外翻译实践中，一方面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自我东方化，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译语文化，使得以翻译为媒的对外文化传播走向伦理。
关键词：自我；他者；对外翻译；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92—04
在翻译研究领域，对外翻译一直未引起重视，只是在近年来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仅有两本相关专著：一本是1998年斯图阿特·坎贝尔（Stuart Campbell）的《译入第二语》（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另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翻泽学者耐克·K·波科恩（Nike K.Pokom）的著作《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Translation into a Non—mother Tongue）。中国的对外翻译实践有一定的历史。近年来更是被提升到关乎国家形象的高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宣翻译”方面，从文化传播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潘文国驳斥了以英国汉学家格雷汉姆（Graham）为代表的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汉籍英译只能由英语译者译人、而不能由汉语学者译出的观点，讨论了巾国翻译工作者从事汉籍英译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意义：马士奎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翻译现象，指出对外翻译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是中国文化输出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徐珺和霍跃红提出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采用异化的策略，适度运用中国英语，从而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本文试图探讨对外翻译中应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何呈现自我文化，使得以翻译为媒的对外文化传播更具伦理性。
一、从自我走向他者的翻译
自我与他者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理论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组话语。源自西方哲学，围绕两者之间关系的译学理论思考也遵循哲学路径。在西方近代主体哲学中。自我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他人不是与自我具有同等独立地位的异质于自我的他人，而是依附于自我的或者说是从自我的内心体验中推演出来的“他人”。自我与他者实际上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客观存在，根据“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需要对其予以认识和利用。自我与他者之间并不存在交互性，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他者在主体哲学中的缺席表征在翻译中，就形成了在“自我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的翻译”。这种“自我的翻译”对译本的选择遵从译入语的美学标准，依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对译本原文进行随意改写或删减，使译语内容最大程度地满足译入语受众的阅读喜好和情趣。这样的翻译没有表现出对异域文化的尊重，没有表现出对具有主体性的他者的尊重，而是把自己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强加于他者，以强大的力量完成了对他者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构建，其实质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即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文化他者的符号型宰制，其结果是使异族文化走向消亡，翻译因而沦为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与此同时，理性主义的“孤芳自赏”和“惟我独尊”，消弭了能为自我语言和文化注入活力的各种异质性。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了因封闭、自足、自满而带来的某种僵化、停滞和重复之中，自我的语言和民族文化亦得不到更新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者”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哲学和文化思潮里的强音符。列维纳斯提出“无限他者”的概念颠覆了西方哲学的“自我学”。他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相遇时所呈现的“面对面”关系状态的分析，指出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强调自我为他者承担责任的精神。自我与他者之间具有多种关系，而伦理关系在诸多关系中应具有首要性。在批判和继承列维纳斯的思想基础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具有了伦理性。他的“延异”学说拷问意义的绝对性，实质上是指向他者伦理。他强调只有与他者相遇，内在于我自身的相异性才能得到理解，自我才能得到确证。在解构主义伦理思想中，他者已经取得了相对于自我的优先性。
沿着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翻译从自我中心走向了他者伦理。以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泽理论家倡导抵抗式翻译，向英美输入文化他性或差异，冲击英美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图最终颠覆英美的霸权意识，在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中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也纷纷批判西方强势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由异域文化译入自我文化的翻译实践，呼吁翻译中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和接纳。
刘禾在其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90—1937）》的序言中说到：“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力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实际上，韦努蒂在倡导抵抗式翻译时，是号召英美译者用异化翻泽来抵抗英美的文化霸权，来重塑英美和“东方”的文化身份。作为一位身处异域的少数族裔学者，韦努蒂声称他本人在翻译中如实地再现了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对英美文化中既定的翻译规范、文化定势、语言习惯进行了挑战。然而，其他英美本土的译者会和他站在同一文化立场吗？作为受到文化殖民的第二三世界应该怎么“抵抗”呢？寄望于英美译者的尊重不是仍不能挣脱被言说的命运吗？韦努蒂及其他的批评家似乎都忽略了第三世界自身的能动作用。第三世界民族是否可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地进行自我言说，主动地书写“作为他者的自我”，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呢？再者，后殖民主义理论追求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平等，而“抵抗”这一话语却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思想的窠臼，最终仍旧陷入了对抗性范式，不可能实现文化多元平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