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消费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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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消费率也低，这使得居民消费价格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至今，除住房、小轿车、电信等消费品热销和旅游等某些服务消费兴旺外，大多商品和服务的销售仍不够旺，居民消费价格虽然已在上涨，但那主要是一些商品（如农产品等）和某些服务（如房租等）价格上涨的结果。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谈到，“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国内需求的稳定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良性循环”，指出“要通过不断努力，逐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状况”。

在国民核算体系（SNA）中，按支出法计算，一国的GDP由三部分构成，即投资（分为资本形成和库存）、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和净出口。如果不考虑净出口，在GDP中，投资的比重（即投资率）与消费的比重（即消费率）成反比，投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或者相反。提高消费率是一个老问题，在改革初期就提出来了。当时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对人民生活和消费的轻视或忽视提出来的。那时，我们采用的是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关注的是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是由计划确定的。按照经验数据，当时认为积累率占25％左右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消费率应占75％左右。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存在机制性的“投资饥渴症”，实际上积累率大大超过25％，多的时候要占40％以上。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初期，随着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消费率曾经有所上升。按照SNA的支出法计算，在GDP中，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1978年为62．1％，1981年为最高，达67．5％，1989年为64．1％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应为48．8％、52．1％和51．8％。随后，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尚未根本改革，特别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没有根本改革，投资饥渴的顽症没有整治，投资率又开始上升，而消费率则开始下降。1993年初，由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过热、投资膨胀、价格迅猛上升，在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之后，转入了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出现消费不振，消费率下降。2002年最终消费率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即58％，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降到45．1％，这样的消费率显然是过低了。近年来我国消费率的低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以致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要求把提高消费率、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重要，在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赖以立足的主体，国内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消费率长期低下，国内需求长期不振，国民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持续、快速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消费率”，从其后面的行文来看，显然是指居民的消费率。尽管政府消费在国民经济中也不可忽视，但居民消费是消费的主体，占全部消费的80％左右。我们在这里讨论提高消费率问题，也仅限于讨论居民消费率的问题。

提高消费率虽然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但绝非短期所能成功，必须较长时间从多方面作出努力。因为影响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是短时间所能改变的。

首先，居民收入与消费率。增加居民收入是增加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在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从而会增加市场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如果消费率再提高，市场的有效需求就会更快增加。但是，在居民的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其消费率又取决于居民的消费倾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低，甚至下降，那么即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也可能不会相应增加，或者不增加，甚至减少。所以居民收入的高低及其变化与消费率的变化并不一定呈正相关的关系。由于没有掌握具体的数字，我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的限度内，消费率呈倒U字形变化。这就是，在低收入居民中，由于收入低，全部收入都要用于即期消费，没有能力储蓄和投资，他们的消费率可达100％，甚至超过100％（需要借贷）。而在收入增加超过能够满足最低生存需求的一定程度时，虽然潜在的消费倾向很高，但他们并不会把钱都花出去，而会尽量地存点钱以应付未来的不时之需，或用于还债。所以在收入提高到一定限度内，低收入居民的消费率并不会相应提高，甚至会下降。在高收入的居民中，尽管消费支出的绝对数大，但由于收入高，消费所占的比重反而不一定高，而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和直接投资。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也并不会使其消费率提高，甚至还会下降。中等收入者则不同，他们有多方面的需求，也有能力消费，也有钱储蓄或直接投资，所以他们的消费率会高于高收入者；在他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率可能会提高。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在居民收入普遍大为提高且超过一定程度时，如果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上升并成为居民中的主体，居民的消费率就会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较我国高，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2003年GDP中最终消费率达到86．1％，居民消费的比重为70．6％，日本1995年相应比重为70％和60．2％。由此可见，要提高消费率，除了需要进一步普遍提高居民收入外，还需要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第二，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率。如前所述，在居民的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取决于其消费倾向。而消费倾向的高低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一是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当居民预期其收入将继续增加时，居民的消费倾向会上升，敢于增加即期消费；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好，消费倾向降低，有钱也不愿多消费。同时，预期未来的支出增加也会障碍居民的即期消费的增加。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去居民的一些福利如免费高等教育、单位分配住房、免费医疗等已经取消，为应付这些支出，居民不得不把一部分收入存起来，变成延期的消费，它们会降低居民的即期消费，从而导致消费率下降。其二，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与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一度降低消费税率，结果居民的消费立即上升，但不久又提高消费税率，居民的消费也随之下降。在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对居民购买住房和汽车的消费的影响巨大，是众所周知的。我国也曾经采用过这种手段。例如，曾经想利用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办法，把居民存入银行的大量储蓄“赶出去”，以增加消费，减轻银行的风险。这个考虑本身是不错的，只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牵制，未能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三，居民的消费倾向，还受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供给的影响。前几年，居民消费不振，消费倾向低，商品卖不出去，似乎居民的所有需求都已满足，市场已经饱和。这是一种假象。如果在人均GNP还不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市场已经饱和，我国的经济还要发展，还能发展吗？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与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供给不适应需求以及消费的配套条件不具备有一定关系。例如农民想买电视机，但没有电的供给或者电价太贵；在城市也出现过限制用电而无法用空调的情况。实际上，问题不仅仅在于供给如何适应需求，而且还在于供给如何创造需求，许多需求是由供给创造出来的。例如对数码照相机的需求，是数码相机的生产和供应市场创造出来的。我国企业在用供给去创造需求上的能力不足，是造成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社会保障与消费率。当前，我国的消费率低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瓦解，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在建立中有关。没有可靠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居民自然不敢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使消费率不高甚至下降。实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除了政府和单位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外，居民自己也需要付出一部分，有些居民还要寻求商业保险，这就必须减少即期消费，使即期消费率难以提高，甚至下降。当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建立过程中，其对消费率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第四，消费文化与消费率。崇尚节俭，不愿意借贷消费等，是我国消费文化的特点。这种消费文化的形成显然与经济的落后有关，也与以供给短缺为特点的计划经济有关。那么，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看待节俭？如果我们把节俭理解为节约资源，特别是节约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节俭仍值得提倡。但是，如果把提倡节俭理解为压制正常消费，压低消费倾向，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那会压制生产，障碍经济的增长。节俭不应是节制正常的消费，而是抑制败坏社会风气、甚至损害健康的非正常消费。而且，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要提高，节俭的内含也要改变。今天总不能再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否则发展经济干什么？当然，愿意如何消费（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消费），那是每个消费者个人的事。至于不愿意借贷消费的问题，那是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不发达所形成的消费方式。先存钱，后消费，是将现在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消费，其结果是减少和推迟了即期消费，降低了即期的消费率。先借钱消费，再还钱，是将未来的收入用于即期的消费，其结果是增加了即期消费，提高了即期的消费率。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要来看，借贷消费的作用更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借贷消费正在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正利用银行的按揭购买住房、买汽车、上学等等。但是，由于消费环境的不佳，社会信用环境的不佳，银行的服务尚有欠缺，特别是人们的消费习惯尚待改变，消费信贷发展得还很不足，应当加以改进。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在文化上与我国相似的一些亚洲国家居民也崇尚节俭，愿意储蓄，一般地说消费率也较欧美国家低。例如，GDP中最终消费的比重，1996年，韩国为64．8％（其中居民消费率为54．2％），新加坡为49．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40．7％），泰国（1995年）为64．1％（其中居民消费率为54．2％）；我国为56．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47．5％）。与韩国和泰国比，我国居民消费率稍低一些；与新加坡比，我国居民的消费率还高一些。即使是经济发达程度仅次于美国的日本，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其居民消费率也低于美国，1995年日本的居民消费率为60．2％，而美国为67．2％。

第五，投资率与消费率。前面提到，在GDP的构成中，投资率与消费率成反比。但是两者之间不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消长关系，还有相互带动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保持经济较快和持续的增长，也为了居民的收入能较快和持续的增长，必须有较高的投资率，但是投资率过高确实又会影响居民的即期消费，从而从需求方面约束供给，进而障碍生产的发展。如果消费率过高，则又会使投资率过低，从而影响就业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障碍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怎样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才合适？没有确定的回答。因为它们取决于众多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变动不定的。在计划经济中，积累率是由计划决定的，积累率定了，消费率也大体定了。那时，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一般地说，居民基本没有储蓄，而且不许投资，居民的储蓄往往是被动的，即有钱买不到东西，不得不把钱存起来，那时，基本上不存在市场经济中居民消费支出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基本上不存在居民的消费倾向（许多商品都凭票供应）。而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率和消费率，但已不可能决定投资率和消费率，因为由政府直接配置的社会资源有限，居民（和居民投资的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居民的收入是用于消费还是投资是他们自主的行为。居民的消费率基本上取决于居民自己的消费倾向。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率和投资率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有一个变动的区间，可以从统计上观察到。例如，我国GDP中最终消费率约占6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约占50％左右，在最终消费中约占80％ 左右，政府消费在GDP中约占10％左右，在最终消费中约占20％左右。从长远来看，随着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以及中等收入者成为居民的主体，居民的消费率会提高，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消费文化的影响，其提高仍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在消费率大体稳定的情况下，只要经济能保持较快和持续的增长，居民的消费、有效需求仍能保持较快和持续的增长，从而反过来能促进经济的较快和持续的增长。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较长时间经济紧缩的影响下，居民的消费倾向过低，从而消费率过低，并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调整。为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政府除运用税收和利率政策外，还可以运用投资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居民的有效需求和消费。因为投资中有一部分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居民收入，但转化的比例是多少，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选择（在计划经济时期，其转化的比例约为40％）。前几年，为拉动经济和居民的有效需求，政府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在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的产业关联度较低，雇佣的劳动力较少，如能在产业关联度较高的项目上多一些投资，那么投资对居民的消费的拉动将更显著。在居民收入为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的消费率不仅取决于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取决于居民的投资倾向。改革以来，居民投资的空间逐渐扩大，不仅可以投资办企业，而且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储蓄作为间接投资的比重在下降。这虽然会对居民即期消费率的提高产生相反的影响，但是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居民通过在证券市场的直接投资增加了财富，并进而产生了增加消费的财富效应。所以，在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情况下，为增加居民的消费，提高消费率固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居民从增加投资中增加财富，从而增加消费也是重要的，而且从长远看可能更为重要。所以在关心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不可忽视为居民创造更广阔、更宽松的投资空间和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