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家蔡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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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蔡珠儿而言，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儿都是写作，都是创造的生活艺术。她的作品天马行空，写在地里，写在厨房。有人说她“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却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
每个人的口鼻就是一张履历表，记载自己去过的地方与吃过的食物，还有产生的感觉。
在蔡珠儿的这张履历表上，不仅散发着各种背负着记忆的人间烟火，还追踪着食材的身世，穿越古今的风土习俗，以及中西贯通的厨艺渊源。
蔡珠儿对于食物的书写，总是联结着地理、文化、历史与风土人情，把食物、旅行、文学熔为一炉。食物被还诸历史时空，放回生活的命脉，融入她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
然而，写作不止于纸面，对蔡珠儿而言，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儿都是写作，都是创造的生活艺术。她的作品天马行空，写在地里，写在厨房。
有人说她“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却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
慢慢养土
9月底，蔡珠儿应邀在广州方所书店作一期关于“食物与旅行”的演讲。和记者相约在演讲所在的购物广场，眼前的蔡珠儿身材瘦削，短发干练，一件橙黄色的开衫，搭配着灰色的背心，看得出精心的雕琢，一如她的文字、她的食物般精致、优雅。
1996年，蔡珠儿随丈夫一起来到香港，开始在中环住，一年后搬到了大屿岛，一住就是15年，一边写作，一边做家庭主妇，久而久之，书房和厨房成为蔡珠儿独特的生活方式，厨房和食物成为她发现世界的入口。
“秋分过后，苋菜开始粗韧，豇豆松垮‘走仁’，苦瓜不苦，丝瓜不甜，嚼来已有经络。等到寒露和霜降后，所有夏季瓜菜都已惫老多渣，是时候挥别清甜的记忆，迎接软熟深黄的秋季滋味。”
在《二十四张秘密菜单》一文中，蔡珠儿率性地写道：“管他21世纪，我还是用汉朝的二十四节气在过日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食物的‘时效’，这张节气表是农业时代流传下来的秘密菜单。饮食不只是疗饥维生的功能，是和自然呼应、攸关生命的活动。”
她可以搭船坐车，去很远的老菜市场，寻找当季又特别的蔬菜，比如夏天的鲜荷叶和夜香花，秋天的各色菇菌，初春的荠菜、苜蓿和鲜笋。只可惜“香港毕竟是商业城市，不像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小镇，有本地的农产赶集，日本的山区村镇也有‘山市’，村民定期售卖或交换自种蔬果，既有滋味又有情味。”
蔡珠儿过起了自己的有季节的日子，她开玩笑说，自己把香港过成了乡下。
3年前，她在自家的花园里开辟了一个菜园，开始种菜，这个过程被她称做“”。刚接手那块土地时，土质非常差，夹杂着许多建筑废料。她不肯请园丁，一个人很费力地搬，甚至为此患上了“网球肘”被医生叫停，推拿治疗了数月。
“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它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它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
她坚持有机种植，家里的垃圾诸如果皮、咖啡渣、茶叶、蛋壳都可以用做堆肥。汗滴禾下土，芽萌出情缘，不久后，她便写出了《种地书》。虽说是种地，但字里行间亦有对香港城市的观察，对中年生活的态度和生死的反思。
她说，种地像写作一样，只不过这书是写在土地上，仅有一季。
书房与厨房
蔡珠儿对食物和文化的不同视角，其实离不开她所学的比较文学，旅居的生活经历。
1961年，蔡珠儿出生于台湾南投，大学毕业后，成为解严后第一代文化记者。在此之前，台湾的报纸只有三种，开放报禁后，民众不仅可以自由办报，报纸也开始出现文化版。她一度十分怀念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仿佛是一夜之间，民主社会到来，虽然一切都还混沌，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要打破这个枷锁，争取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又是由谁决定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法语比说印度语美？为什么大家喜欢欣赏芭蕾舞和歌剧？在这样一个黄金时期，做了八年记者之后，将近30岁的蔡珠儿决定去英国学习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大学，蔡珠儿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她开始喜欢挑战传统，喜欢逆向思考。
那段时间，蔡珠儿对做菜产生兴趣。作为留学生，自己做饭是比较省时又省钱的选择。那时候，留学生间流行战斗餐，一星期就煮一锅牛肉，整个星期就靠它，其间买一些蔬菜、面包、米饭等。后来花样越来越多，各国的朋友也不断给她带来灵感。等她硕士毕业，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爱的不是比较文学，而是食物。
她说，书房和厨房是一对绝配。因为读书伤脑，集中的状态不能长久，而厨房却可以让人放松，进入到另外一个体力和感官的集中状态，烹饪本身，又可以让她捕捉到写作的题材，如此循环往复。二者像一对情侣一般默契。
然而，厨房与书房的转化并非易事。“做菜出神的时候，是一种贴近弥留的状态，我要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要经过一个变形转换，而且这个变化不能太刻意，一定有它的道理，还需要与众不同。”
在英国读书期间，蔡珠儿遇到了她现在的先生，两人结婚后，她便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不过，她并不想做一个传统相夫教子型的家庭主妇，于是开始写作。在她眼里，文学就像电影一样，好看的不一定是它的故事，而是它叙事的方法以及整体情境。写作不是一件易事，“我也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甚至是有点笨的人，但是没有捷径可以走，文字这条路既然是一个手工艺，就得一针一线，一手一脚慢慢地做下去，这就是你的工作。”
在她眼里，文字像酒一样越酿越好，但不是所有的酒都会酿好，比如香槟，过了一阵子就变成醋了。写作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被灵感突袭的幸运时刻很少，往往只是转瞬即逝地开了条口子而已，还得进去再找，再去做很多功课。
《红焖厨娘》里，蔡珠儿的52道菜，每一道都是用颜色和音乐在构思。她说艺术的底层就是一个巨大的联通管，像苏格兰的尼斯湖一样，隐约可以感受到文字记忆，生产过程中充满了挣扎与焦虑。“这东西你不去靠近它是不行的，可你一头撞进去就完了，就像你坐在第一排电影大银幕前，你什么也看不到，你非得坐在中间，有一个好的视角才能看到那个电影在演什么。若即若离，不远不近，说的既是时间，也是空间。”
她迄今写了6本散文集，题材均是关于食物和植物。尽管主旨未变，但这六本书就像六个音符，有着不同的腔调。她戏称自己是在寻找不同的玩法，“写作的题材俯拾即是，但风格上的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的差异，可能都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写作的可能性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根本是胡说，写作跟做菜一样，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找到最新鲜的食材，用最认真的态度去烹调。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你的客人并不欣赏它。”
蔡珠儿的六本书都是散文，但她几乎是用写论文的方式写散文。“我喜欢做研究，然后把它用一个文学的方法，或是用一个软化的方法写出来，希望里面知识含量比较高，看起来又不让人那么倒胃口，就像糖衣苦药。”有人称赞她写的是知识型散文，蔡珠儿说，她只会写散文，不会编故事，必须要有实在的东西才能写出来。
以这种写论文方式写出来的散文，不仅有考究的历史渊源，还有食物与人的关系，更有全球化食物的生态链批判，非一般的饮食书籍所及。比如她在《饕餮书》中写扬州炒饭的正统与挪用间的抗争消长，转移了食物的权力关系。她指出了食物与权力的关系犹如英国学者侯米巴巴笔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的霸权支配。
特殊的写作方式让蔡珠儿获得了不少粉丝。
8月，一位中年妇女连续两天都出现在她的演讲现场，等到大家都走了之后，她拿出一个保温瓶，装着她专门为蔡珠儿炖了7个小时的鸡汤，还送了她一个代表平安的瓶子。“那天是周末，他们家有3个小孩，却空出这个时间，听我这‘无所谓的演讲’。朋友完全是因为互相欣赏。这样的朋友是写作者最大的福利。”
朋友羡慕蔡珠儿，说她不用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蔡珠儿喊冤，“一个自由工作者要有严格的自律，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完全是一个他律型的人。”
她一度十分痛恨写作，写作逼迫她面对真实的自己，她形容，就像在高清镜头面前看自己50岁的皮肤一样，千疮百孔，一无是处，更何况写作让你看到的是一种灵魂的缺陷。
直到写《种地书》，她开始顿悟：写作只是生活的一种可能，就像做菜、种地一样，做菜给朋友吃，快乐感不亚于写一本书，虽然这本书很短暂，写在餐桌上，读者只有几个。
如此一来，生活也有很多种可能，天上、桌上、地上，到处都可以发表。
味觉的旅行
每回，蔡珠儿从她所居住的大屿岛进城，都需要坐船。短短半小时的坐船时间，对她而言就是一段旅程，每天所看到的海水颜色、天空都不相同，在船上遇到的人，对白也不相同。许多人的旅行是计划，但蔡珠儿的旅行是一种心态。
在他乡旅行，在厨房旅行，在菜市场旅行，如此一来，日常生活也变成了旅行。
蔡珠儿每年都会花两三个月在世界各地旅行，旅行让她看到不同的生活。比起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而言，她更喜欢花上一个月住在一个地方，和当地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学做当地的菜肴。不同的菜肴里隐藏着人们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这恰恰是她最感兴趣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会去看当地的两样东西：一个是菜市场，一个是坟场。我觉得透过这两样东西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最真实、最基本的生活面向，在菜市场可以看到大家怎么生活，在坟场可以看到当地人对于死亡的态度。”
她认为，味觉也是一种旅行方法。味觉需要学习和培养，无所谓天性使然。像旅行一样，味觉也需要开放。“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看到真正的自我，对于食物口味的坚持和固执就是一个自我。我觉得这点在华人身上最明显，华人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食物是最好的那种荣耀感根深蒂固。”
蔡珠儿经历过两次癌症，如今仍然需要每隔半年复查一次。然而这些都未曾改变过她对生活的热情，反倒让她更为勇敢地面对死亡，对生与死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调侃道，自己现在已经活得够本了。有病能治就治，不能治也就算了。“如果有一天遇到不能保证结果的治疗，我就会拼命去玩，把清单上想要去的国家都去一次。死在异乡，倒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这是最好的归宿。”
（实习生廖翰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