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波动”与不可言说的“顺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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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年间，无论在新闻报道当中还是艺术摄影的领域内，我们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摄影师和艺术家利用摄影媒介来表达与女性议题相关的艺术作品。本期“锐像”栏目将目光对准两位女性摄影师的作品，一位是戴显婧，一位是郭盈光，她们纷纷运用摄影媒介，以不同的角度对女性成长过程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进行了反思。
英国2016年摄影期刊大奖得主――伦敦女摄影师朱诺・卡普索（Junoca Jypso）在作品《乔伊斯》（Joyce）中，她通过扮演一位名为“乔伊丝”的虚构人物，在特定场景和化妆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系列自拍。作品展现了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身处异常的孤独、疲倦、被谎言欺骗折磨之下，拥有痛苦回忆的女性形象。而在去年葡萄牙影像会摄影节上，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摄影师宋雅-哈米德（sonjaHamad），凭借一组拍摄库尔德女兵在战场晓勇表现的《妇女一生存一自由》（Jin-Jiyan-Azadi）系列，摘得新锐奖的桂冠。
我们频频在各类国际摄影奖的大奖名单上看到女性议题的出现，也使得更多的普通观众对女性议题报以关注。这些作品或追溯特定历史中的女性身份认同，或讨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女性所遇到的挑战。
青年摄影师戴显婧试图通过一系列针对三十岁女性的影像记录来界定这一女性生命里的重要时刻。她的作品《波动》围绕着上海30岁左右女性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包含了肖像、静物和访谈文本在内的丰富材料。选择在拍摄对象家庭环境中展开拍摄，戴显婧有效地利用特定的空间特点将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如实地展现出来。
而在伦敦传媒学院摄影系毕业的郭盈光近期创作的《顺从的幸福》中，她融合了纪实摄影和艺术创作的手法，将现实世界中拍摄的图片与精心构建的摄影装置影像结合起来，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式的安排婚姻，以及被安排婚姻夫妻之间的非亲密状态。这两件作品都从摄影师自身与当下社会生活的交点出发，尝试用挑战人们对女性身份在复杂社会和文化认知中的固有认同。
对话戴显婧
《波动》
何：《波动》作为你第一个按系列进行的作品，拍摄的初衷是什么？
戴：我在2016年经历了离职和一段感情的结束，因而回到独居的状态。我时常会在私人的时间里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踱步、洗澡、做饭等时候。独处的过程像是一个放大器，通过回想、发现、比较、认知等各种手段你更加看到清晰而完整的自己。和女性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似乎这是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很多女性，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都相当的独立。她们慢慢收起不安，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从容与接纳，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我认为这是女性的转折时期。
当我重新回顾30岁前的自己时，我发现年轻时无法自己做选择的原因是自己觉得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独立，而在物质层面，则希望能够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去积累，这使我很难去选择和放弃，或开始做某件更加自由的事。而三十岁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还算开阔的眼界，了解的人与人的相处等，同时中国女性在这个节点也会面临社会及婚姻上的重重压力。我开始与身边一些特定的女性聊天，结果我们彼此都找到了共鸣，像是一场革命前的讨论。她们中的一些人有的从事安稳的工作，但在三十岁时决定尝试冒险；有的步入了婚姻并且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有了孩子，但同样具有独立人格甚至在怀孕的过程中呈现出更为细腻而敏锐的思考。
我希望通过拍摄《波动》项目的过程，帮助我将关于女性转变、面对独立的个人经历与其他女性身份结合起来，并展示这些女性的现实状态，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与时空的停顿，她们与我在交流中都更加清晰地认知了自我，以及关于时间与蜕变的切身思考。
何：你在项目开始时是如何删选，并最终确定拍摄对象的呢？
戴：我首先是从朋友中开始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我想，相比其他行业的女性，从事文化和媒体工作的女性对社会和生活会有更复杂的思考；与此同时，我身处上海，比起其他城市，这座城市的多元化、当代性与开放性足以支撑这个项目。除此之外，我认为物品、空间和城市与人的感情表达、生活经验密切相关。
我在做选择的过程中会尽量保证拍摄对象职业和性格的多样性，所以在完成前两组拍摄之后，便开始通过朋友介绍，接触到更多不同行业的女性。拍摄对象的选择是严肃的，并不会利用网络进行征集，特定的年纪、特殊的身份、以及在前期与我沟通的通畅程度都是让我决定是否拍摄的依据。这不是单纯的纪录。
何：到目前为止，你是如何架设项目结构的？
戴：目前网站上所呈现的结构是包含了肖像、物件和空间的一组组照片。我认为这些元素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在拍摄肖像之外，我认为每一位被拍摄者的房间都像是和我对话的黑匣子，它是一个能为女性提供安全感和亲密度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也会在拍摄过程中捕捉空间中的细节场景，以此来揭示她们的性格特征。我希望在创作《波动》的过程中打破纪实摄影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因而我会保证每张图像单独成立，不论是美学上的还是内容上的，同时也以组的方式来呈现每一个人，如同一篇完整的个人散文。
何：就目前你已经完成的7-8组作品来看，你认为项目应该在什么时候完结？
戴：我的目标是在上海完成10-15人的拍摄，以避免观众对作品在视觉上的疲惫。并且保证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何：除了摄影之外，你是否会选择例如文本之类的其他媒介予以辅助项目的实现？你理想中的展览方式是什么样的？
戴：是的，我针对每个拍摄对象的采访进行了录音。在展览形式上，我可能会借鉴索菲・卡尔（Sophie Calle）将文本做成照片的方式，与图像放在一起展览。我会从每位拍摄对象采访中的重点进行文本的创造，将它和图像放在同样的位置上。
何：你在日常针对摄影的观看和实践的过程中都曾受过哪些摄影师的影像？
戴：埃里克・索斯（Alec Soth）、史蒂芬・肖尔（Steven Shore）、马丁・帕（MartinParr）以及简・亨瑞克・英格斯道姆（JH Engstrom）。还有很多不同网站上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摄影师。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灵感的起源是谁，只能说通过不断地看，已经做到了潜意识上的视觉过滤了。
《波动》作品介绍
这个项目算是给自己30岁的礼物。30岁像是一条曲线，充满弹性。它在一个范围中弯曲变化，如海浪，充满魅力，或许是女性最佳的状态了。身体开始打开，精神开始丰满，产生一种从未有的自信，学会解决问题，更为独立。这个年龄段她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与眼界，这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性与对世界认知的进化。我作为一名女性走入了她们的家，展现她们的生活状态及所思所想，最重要的是，让介入成为共鸣的联结。我开始真正地意识到时间的唯一性。它不可逆，平等。有些事，不到时候就是差了几分火候；而到了某一个时候，是无法抑制地喷薄而出。
对话郭盈光
《顺从的幸福》
何：《顺从的幸福》所关注的剩女问题及安排婚姻涉及到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与西方男女平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你最初为何对这一题材感兴趣，在最初建构作品的过程中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调研？
郭：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自己是一名剩女，随着年纪的增长我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什么时候才能结婚是问到次数最多的问题，后来变成人们关心我的唯一话题。从这些“关心”的询问中，我总觉得自己像过期打折待处理的商品。而在我身边有着一些相同经历的朋友，大家面对这些压力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无助，挫败或者说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这些情绪让我开始对这个现象背后的成因产生了兴趣，于是我的调研就是从剩女开始，到安排婚姻后来到了被安排婚姻的夫妻之间存在的假性亲密关系，层层递进，这是一条线。最终以假性亲密关系作为切入点，去反射这背后的复杂性，关系中种种关系的存在。
这个问题特别大，背后成因有很多，有传统观念，有国家政策，有经济大环境等等，都会最终影响着到人们对婚姻的决定和理解，那么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剩女这个词汇为什么会出现？而被安排婚姻的两个人，他们婚后真正的情感生活是怎样？从心里学的角度来说，这样长期不健康又难以被修复的关系对他们的心理究竟造成怎样的影响，这都是我最初调研的内容。
何：在这件作品中，各种形态的纸指向了假性亲密关系中人的真实关系状态，同时也让我联想到人类的脆弱特质，这一灵感来源与你所受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iler）的皮肤理论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郭：用纸的各种形态来阐述并不是一开始作品呈现的样子，在做这套作品时，我尝试了很多，一直在摸索，在课题进行一半的时候我暑假回国，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之前调研的时候，我从网上下载了很多相亲角的照片，这次自己亲去了那里感触特别多。很多父母每个周末都会去相亲角给自己的儿女相亲，把基本信息打印在纸上，用不同的工具固定在雨伞上、周围的树上，或者放在地上。我看到一位妈妈，用夹子固定自己女儿的信息，那个反复夹的过程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让我感受到了疼痛。在我看来，这每一张带有信息的纸，不再是纸，而是每一个人，被用不同的方式悬挂在那里，等待挑选。而那个时候我正好读到阿尔布莱克・冯・哈勒皮肤的理论，“皮肤被看作是隔离外在与内在的媒介”，外界的作用力以及身体内部的变化都会在皮肤上有所体现，它记录着私人与公众生活的共同经历。于是我很自然地将理论和我的视觉结合了起来，通过对纸表面的物理痕迹的描写去体现内外共同经历。
何：你在摄影书的创作中将中国相亲公园的婚姻广告和相关的文字、拍摄的相亲者及他们的父母的纪实照片以及自然景物的照相蚀刻法（photo etching）的照片结合在了一起，它们在书中是以怎样结构结合在一起的？
郭：我觉得摄影书对我整个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背景资料，特别是将整个作品放到西方的语境中去观看的时候。同时我也通过摄影书建立起了多层关系，时间，空间，真实以及情感的表达。在书的设计上，藏在夹页中的图片，利用图像的相同信息与照相蚀刻法的自然风景图片建立起对话，照相蚀刻法这种传统技法，帮助我传达细腻忧郁的情绪，与夹页中的纪实图片视觉上形成反差，同时也解释了忧伤情绪的由来。另外，从书的翻阅方式来讲，这种看似有点繁琐的翻阅方式也是我想表达的“关系们”的概念，观众在翻阅的过程中，会不自觉的被邀请到感受复杂关系以及揭示多种原因的过程中去。
何：从报道摄影师转向纯艺术的摄影创作，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郭：我觉得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我的思维方式以及看待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视觉叙述方面，我觉得是一个信息被不断寻找，被放弃，被重组和被提炼，从一个具象到抽象的过程，而抽象的东西如何被观者具象是我面对的挑战。
何：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和创作或研究重点吧？
郭：我会继续把研究重点放在女性话题和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中，摄影依旧会是传达情感的工具，但研究会更加细化和深入，从家庭照片、资料照片的收集开始进行研究是下一步创作的计划。
《顺从的幸福》作品介绍
这个系列以单幅照片和摄影书相结合的呈现方式，讲述了中国安排婚姻，以及被安排婚姻夫妻之间的非亲密状态。单幅照片通过对纸张表面所展现的不同痕迹的描写，传达一种细微的、不被察觉的，但却持久而又锥心的疼痛。而在摄影书中，艺术家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纪实照片与诗意化摄影表达方式相结合，以多层的叙述线，对掩藏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下的种种复杂关系展开叙述。在东方婚姻中具有特殊隐喻功能的红线作为贯穿整个作品的视觉元素，⒌シ图片与摄影书建立起了对话。艺术家用细腻的视觉呈现，表达着忧郁与脆弱情绪，提高公众对生活在这种非亲密关系下人们心里状态的关注，让观者感受这种细微疼痛的同时，思考非亲密关系背后复杂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