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异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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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神异经》的作者和创作年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考察作品的具体内容和思想倾向可以认定，作品产生于西汉，是班固所说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的作品。
关键词：东方朔；神异经；西汉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神异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载入子部神仙类，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载入子部小说类，它们的分类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这说明《神异经》如同《山海经》一样，内容丰富驳杂，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涵。现在人们一般按其内容的虚构性和繁富驳杂特点，将其看作是一部博物志异类小说。
《神异经》作为我国古代博物志异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人们对它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但仍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譬如它的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就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关于《神异经》的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其一，认为作品由东方朔撰，张华注。自《隋书・经籍志》到宋代的书目大都如此记载，然自陈振孙最早提出质疑后，人们开始怀疑和否定这种说法，现在学者们已经基本否定了这种观点。
其二，认为作品是六朝人托名东方朔所作。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四部正讹》卷下《神异经》《十洲记》条下说：“《神异经》《十洲记》俱题东方朔撰，悉假托也。其事实诡诞亡论，即西汉人文章，有此类乎？《汉志》有《东方朔》二十篇，列《杂家》，今不传，而二书传，甚矣，世好奇者众也。” [1] 62 其后四库馆臣、周中孚、鲁迅、台湾学者周次吉等都持“六朝说”，鲁迅先生说：
称东方朔撰者有《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其文颇有重复者，盖又尝散佚，后人钞唐宋类书所引逸文复作之也。有注，题张华作，亦伪。[2] 31
这个说法看似有理，但《神异经》的主要思想观念是阴阳五行思想，而六朝时的主流社会思潮是玄学，其时阴阳五行思想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摒弃，故而《神异经》的思想观念与六朝时的社会思潮不合。
其三，认为作品产生于东汉末期以前。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清代学者段玉裁，他在《古文尚书撰异》卷一中说：
又按：《神异经》：“南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b兜。《书》曰：放b兜于崇山，一名兜，为人狠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耳。”此等书疑皆是伪作，未必东方朔所为、张华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杌”、“饕餮”亦引《神异经》，则自汉有之矣。学者阙疑可也。[3] 24-25
服虔为汉末人，若如段氏所论，《神异经》自当成书于东汉末以前。其后学者陶宪曾、胡玉缙、余嘉锡、袁珂等都持此说。在诸种说法中，这个观点较有说服力，但也仍有不同意见。
其四，认为作品产生于西汉，是班固所说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的结果。这个观点与上述观点有重合之处。吕思勉在其《读史札记・戊帙》中说：“秦、汉方士，多好求仙采药于穷远之地，故于域外地理，颇有所知。传述既广，即未尝亲历者，亦摭拾其辞以欺世，故其书多荒怪之谈。然辗转传讹，自有所本，……。” [4] 129 吕先生虽没有明确说明《神异经》成书于西汉，但其态度已至为明确。李剑国在其《唐前志怪小说史》中说：
我们尚要补充的是汉末许慎《说文》六上木部“枭”字注为“不孝鸟也”，“不孝鸟”的名称出《神异经》，似亦可证书出汉人。而且《神异经》出于西汉末，因为东汉初郭宪《洞冥记》卷二有云：“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此正本于《神异经》；再者《汉书》朔传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宣帝后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神异经》刻意模仿《山海经》，又托名东方朔，看来其成书于西汉成、哀帝前后，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5] 147
以上诸观点，作者都是依据后世对作品的引用以及作品中的典故而立论的，大都没有展开论证，因而说服力都不够强。
笔者同意作品产生于西汉的观点，但又认为李剑国对作品产生时间的确定过于狭窄，认为《神异经》应该是班固所说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中的一部分，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说：“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C》、《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后面他在《赞》中又说：“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d。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 [6] 6873-6874 当时假托东方朔的言论和著述肯定不少，而且真假错杂，惑人耳目，否则班固不会在传记别郑重地说明，《神异经》极有可能是假托东方朔的著述之一，则它的产生时间应该在西汉。
西汉中晚期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也完全有产生这种著作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神异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与东方朔的个人性格、知识结构和生平行事相当合拍，可见其假托东方朔不是没有道理的。总括起来，说《神异经》产生于西汉的依据有三个：
第一，它继承了《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知识资源和思想意识，并用新的知识和观念将其加以整合。《山海经》作为“语怪”之书，在战国和汉初相当流行，屈原的楚辞和司马相如的大赋都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司马迁更是明白地说明自己读过《山海经》，到了西汉中晚期，它更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和喜爱，刘歆《上〈山海经〉表》中说：“孝武皇帝时，常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E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刘向引用《山海经》，解决了十分罕见的问题，连皇帝也“大惊”，这自然是士人的莫大荣光，“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 [7] 346 《山海经》自然很快就流行开来。《神异经》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深受《山海经》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二者在表面相似的背后又有着实质的不同。《山海经》包括《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是作者以自己所在的中原为中心，按层级逐次向外扩展，描绘的是作者心目中的“天下”地图。《神异经》包括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荒经，再加上《中荒经》，所描绘的地域显然不包括人们所熟悉的华夏区域，而只是其四周遥远的神秘地带，即使其中荒经，也只是描述传说中地之下都、天地之中的“昆仑之山”，并没有说到作者所在的中原，可见，《神异经》不过是一部搜奇志异、呈才炫博的著作，其创作观念和创作目的与《山海经》是绝然不同的。
再看它们的叙述顺序。《山海经》是按南、西、北、东的顺序来叙事的，这完全是上古先民的经验性的空间顺序；而《神异经》是按东、南、西、北的顺序来叙事的，这是后人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空间顺序，二者表面看上去相似，其蕴含的文化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神异经》散佚太甚，我们无法窥探它的原貌，但即使从现存的内容，也大致可以看出，作品的内容安排与五行观念有关。如，按五行观念，东方为木，故《东荒经》多写奇树，如说：
东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其名曰梨，如今之侠妫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为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8] 49
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咳嗽人食之即止。
东海沧浪之洲，生强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为戏物，终无所负。其木方一寸，可载百许斤，纵石镇之不能没。[8] 50
南方为火，《南荒经》多写火及热带作物，如：
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尽之木，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8] 52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但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绩纺，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穑以火烧之则净。[8] 53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苎，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棘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8] 52
西方为金，《西荒经》写金及怪兽，如：
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是也。[8] 54-55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
西荒中有兽如虎，毫长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兽斗终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张捕之，复黠逆知，一名倒寿。[8] 55
北方为水，《北荒经》多写水及寒冰，如：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湖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其湖无凸凹，平满无高下。[8] 56-57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m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羽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毛所在，鼠辄聚焉。[8] 57
中心为土，土为中色，故《中荒经》所述，城内秩序井然，建筑富丽堂皇，万物和谐欢乐，无灾无难。如：
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百尺。画以五色，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西方有宫，白石为墙，五色玄黄，门有金榜而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中央有宫，以金为墙，门有金榜以银镂，题曰：天皇之宫。南方有宫，以赤石为墙，赤铜为门阙，有银榜，曰：天皇中女之宫。北方有宫，以黑石为墙，题曰：天地中男之宫。东南有宫，黄石为墙，黄榜碧镂，题曰：天地少男之宫。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8] 58
这种内容特点和叙写方式，正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易》象数学的盛行相适应。
《神异经》的内容，正如鲁迅所说，是“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山海经》详细具体地叙述山川的位置、距离和地理环境，《神异经》则主要记述荒远之地的山海树木、奇禽异兽、仙神异人。它不仅继承和丰富了《山海经》的奇闻异事，而且也将《尚书》《国语》《左传》等上古典籍所记载的人物和传说故事融合进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如《尚书》《左传》中所记载的共工、穷奇、三苗、O兜、浑敦、杌、饕餮等都在这里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如《南荒经》说：“南方有犬，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b兜。《书》曰：放b兜于崇山。一名O兜。为人狠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耳。” [8] 52 《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贪埃一名强夺，一名凌弱，此国之人皆如此也。” [8] 54 《西荒经》说：“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往。有腹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物径过，人有德行而往勾ブ。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为混沌。《春秋》云：混沌，帝鸿氏不才子也。空居无为，常咋其尾，回转仰天而笑。”又说：“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春秋》云颛顼氏有不才子名杌是也。”下面又说“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谓三苗，《书》云窜三苗于三危。” [8] 54 《西北荒经》说：“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书》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8] 55-56
同时，作者也虚构了一些品性与此相反的人物，如《东荒经》中说：“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缟带元冠，女皆彩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呵呵然而笑，仓卒见之如痴。” [8] 49 又如《西南荒经》中说：“西南大荒中有人，长一丈，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右手凭青龙，左手凭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谷可食，识草木咸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贤，一名无不达。凡人见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为天下圣人也，一名先通。” [8] 53 又《西北荒经》说：“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日饮天酒五斗，不食五谷鱼肉，唯饮天酒。忽有饥时，向天仍饮。好游山海间，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曰无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8] 56 这些叙述和描写，都非常新奇，或许如鲁迅所说，寓有“嘲讽”世情之意。我们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逐贫赋》之类著作所表达的情感，这里的叙述似乎也不难理解了。
第二，西汉人向四方边远地区的开拓和探索，获得了大量的新奇知识和观念。西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南讨吴越，西开西域，东求神仙于海上，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也使人们获得了大量新鲜的知识，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甚至促成了整个社会知识的更新和观念体系的变化。
在上古中国人的心目中，西部荒远之地是一片极为神秘的区域，这里有无尽的流沙，有浮不动鸟羽的弱水，有通天的高山和时隐时现的大河，特别是这里有作为帝之下都的昆仑山，华夏族的母亲河黄河从这里发源，先神后仙、先主灾厉后主寿命、相貌多变的西王母也住在这里。上古人们对西部荒远之地的这些印象，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汉人亲自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耳朵观察、了解了这里的一切，同时也在寻找印象中的流沙、昆仑、河源、西王母，有的找到了，有的并没有找到，现实的西域与传说中的西域并不一致，但他们确实在这里看到了迥异于中原的自然风光、物产和风俗。《隋书・经籍志》“地记类”载有“《张骞出关志》一”，可惜作品久佚，今可见者只有崔豹《古今注・草木》所载一条：“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花坚，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酲，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 [9] 245 《出关志》不知是否张骞所作，多半是后人根据张骞的探险事迹而作。司马迁的《大宛列传》也主要是根据张骞出使西域的行迹和探险所得而创作的，其中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葡萄、苜蓿、宝马，以及奇异的事物和传闻，如：“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Y。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关于“眩”，张守节《正义》云：“颜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 [10] 3164 这引起了雄才大略、又心思灵动、喜欢新奇事物的汉武帝的极大兴趣，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张骞又向武帝介绍了神秘富庶的身毒国，并说由蜀可通其国，“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K，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10] 3166-3173 汉武帝不仅把葡萄、苜蓿种在离宫别馆旁，而且以宝马为题创作了乐府诗歌，这就是《西极天马之歌》。而从西域传来的杂技、百戏也成为汉朝盛大节日的必备节目和汉武帝夸耀国力强盛的手段，“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10] 3173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为汉人开出一片新天地，带回无数奇物和奇闻，引起天子的极大兴趣，并封侯尊贵以后，汉人一方面受到利益的驱使，一方面也对这片土地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纷纷仿效张骞，踏上探险之路，“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这既反映出刚刚形成的大汉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坚强意志，也大大开阔了汉人的眼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域外知识。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10] 3179 那些荒幻离奇的内容，态度严谨的司马迁不敢写进他的《史记》，因为历史必须是“实录”，但却无妨士人在私下流传，并构成他们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的陆地国家，自古以农立国，然到战国中晚期，人们就已开始对大海投入较多的关注。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沿海捕捞业也越来越远离海岸而进入到大海的深处，辽阔神秘的大海，引起人们的极大好奇和无限遐想；时隐时现的海市蜃楼，强化和印证着人们的幻想。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某种外力以摆脱生命大限的神仙观念产生了，人们关注的地理重心，也从作为帝之下都的昆仑转移到了神秘莫测、令人难以企及的海上仙山，“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 [10] 1369-1370 来自海上，主要是由燕齐方士传播的海洋知识，丰富、神奇，令内陆从未见过大海的人们倍感新奇，于是他们又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生活经验，想象出更加奇怪的故事来。
汉武帝是一个心思灵动、却又非常迷信的皇帝，“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武帝为求政权的稳定和生命的长久，除祭祀各种神灵外，就是宠信方士，祈求长生成仙，而这就形成了求仙访药、探索海上奥秘的又一轮高潮。
在汉武帝宠信的方士中，李少君和栾大最为典型。“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10] 1385-1386 方士们编造故事，往往以“海上”为口实，一方面辽阔的海洋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充满神秘，尤其是深居内陆的人们。另一方面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对大海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方士们的说法无论多么离奇怪诞，都不可能得到实际的验证。
另一位方士栾大比李少君更敢说大话，而话说得越玄乎，就越能激发汉武帝求仙长生的欲望和热情，“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潭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10] 1390-1391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10] 1397-1398 西方昆仑山的神秘已经被张骞及其后继者所打破，现在东方广阔浩瀚的大海，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景象万千的大海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瑰丽奇幻的故事从这里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来，“东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测，盖禀至阳之为质也。海水激浪投其上，q然而尽，计其昼夜，q摄无极，若熬鼎受其洒汁耳。”“大荒之东极，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升载海日，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悉鸣则潮水应之矣。” [8] 50
至于汉朝北伐匈奴，南征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边裔迥异于中原的自然环境、珍奇物产、风俗民情，也令中原人民惊奇诧异，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有陆贾《南越行记》的逸文，说的就是南方的奇花异木和独特风俗，其《草类》中说“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11] 255 《果类》中说：“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 [11] 265 这些新奇的内容，无疑成为内陆人们的知识营养和发挥想象力的基础，如《东南荒经》说：
东南隅太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古者初立，此人开导河，河或深或浅，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责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黄河清者，则河海绝流，水自清矣。[8] 51
南方气候温暖，河区纵横，瓜果、鱼虾等物产丰富，因此南方百姓穿着，活动于沟渠水田之中；因为物产丰饶，他们不必像北方人那样辛苦劳作；由于较少受到礼教的约束，他们的婚姻相当自由，有些地方甚至处在原始的自由婚配状态。以上这则记载，显然是人们对南方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的扭曲性的反映。
第三，是当时士人博物意识的反映。中国古代士人，特别是儒家学者，不仅重视道德修养，也重视博物多识，这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身上就已体现得很明显，胡应麟说：“累世不能穷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风、肃慎、商羊、萍实诸浅事当之，则仲尼，索隐之宗，而语怪之首也”，“秦汉以还，家相沿袭，荒唐悠谬，此类实繁。《神异》、《洞冥》、《拾遗》、《杂俎》之属，率假话名流，恣言六合，要之《庄》、《列》、《山海》，实始厉阶，浸淫《大洞》、《竺乾》诸部极矣。” [12] 499 春秋战国时期，博学多识不仅是治学和从政的必备素质，也是士人交游干谒、博取美名的必要手段。汉代经学一尊，重视师法和家法，大多数儒生知识面较狭窄，博物之士更受到人们的叹异和尊敬，如东方朔博学广识，雄辩多智，生前受到汉武帝的宠赏，死后受到人们的长久传诵，《东方朔别传》载：“汉武帝未央宫殿前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诏王朔问之，朔对曰：‘有兵气。’上更问东方朔，朔对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闻：铜，土之子。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上曰：‘应在几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余里。上大笑，赐帛三十匹。” [13] 2597 东方朔运用同类相感相应的原理，推断出钟鸣是由于山崩，因为铜为山之子，山为铜之母，母子相应，也就是同类相感相应，这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原理是一致的。又载：“孝武皇帝时幸甘泉，至长平坂，上驰道，中央有虫覆而赤，如生肝状，头目口齿鼻耳尽具。先驱旄头驰还以闻，曰：‘道不可御’于是上止车，遣侍中驰往视之。还，尽莫知也。时东方朔从，在后属车，上召朔，使驰往视之。还，对曰：‘怪哉！’上曰：‘何谓也？’朔对曰：‘秦始皇时，拘系无罪，幽杀无辜，众庶怨恨，无所告诉，仰天而叹曰：怪哉！感动皇天，此愤气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狱处也。’上有诏，使丞相公孙弘按地图，果秦之狱处也。上曰：‘善，当何以去之？’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东方生真所谓先生也，何以报先知之圣人哉？’乃赐帛百匹。” [13] 2882 这则故事不仅表现了东方朔的博学多识，也显示了他时时不忘借机讽谏的良苦用心。汉武帝酷暴寡恩，上至公卿大臣、皇亲国戚，下至豪民百姓，稍有过失，甚至莫名所以，便惨遭屠戮，东方朔作为侍卫近臣，习知这类事情，其借机讽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又《搜神记》记载说：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骇。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14] 131
这个故事与上述故事应出于同一个母体，其细节虽有较大不同，但主题相同，应是同一个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
由上论述可知，《神异经》虽不一定是东方朔所著，但西汉具备产生这部奇书的条件，因而它可能是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所说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而产生的著作，则它应该成书于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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