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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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追随父亲的脚步，涉猎科学知识，致力于英语翻译，重视西方的船坚炮利，赞赏西方的政治制度。在担任英法驻外公使时，他将西方法律运用于处理中俄、中法外交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曾纪泽；科学救国；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04-0128-02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了一批中国人。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先进人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曾纪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父业，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来挽救时局。本文就曾纪泽的科学思想做一探究。

一、涉猎科学知识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曾纪泽对自然科学知识――地理学、动植物学、化学、数学、医学等都有涉猎。诸如《地学浅释》《开煤要法》《化学鉴原》《植物学》《鸟兽飞鱼图》《运规约指》《器象显真》《西医举隅》《西医略论》《内科新说》等。而且他认识到西方医学的先进、数学的优越，对声、光、电、热等物理现象亦有涉及。不仅如此，他还多方了解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外交官，他于32岁学习英文，如《英话正音》《英语初学编》《英语韵编》《英国话规》《英语集全》等；并研读了西方的国际法，如《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万国公法》《通商条约》《条约类编》等。对科学知识的涉猎，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贫弱，也更加坚定了他对科学救国思想的追求。

二、提倡科学强国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倡导洋务，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救国。他的科学思想是处于时代前沿的，受到了当时的科技人才李善兰、徐寿等人的指导，接触到了京师同文馆最先进的科技著作，从中了解了物理学、化学、几何学、天文学。在1878～1885年，作为第二任驻英法使者，曾纪泽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大国欺压小国、强国弱国的现象。作为一名外交官，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实力对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下，要想取得公平、平等的外交几乎不可能，弱小国家都是被人欺负的对象。唯有国家的强盛，我们才能在国际中有话语权。这也是他提出科学救国的初衷。

第一，对西方“器物”的称赞。曾纪泽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西方军事科技的先进，诸如乌里冶炮局、阿模士庄军工厂，铸铁局、银器局，设菲尔德的炼钢厂，德国克虏伯炮局等。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所托，他还学习了先进的民用科技，诸如伦敦的印刷厂、画报局、轮船、显微镜、天文望远镜等。西方先进的科技给曾纪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由此得出“吾华处处落后”的结论。怎样摆脱落后的面貌呢？他觉得唯有西方的科学才能救国，这也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必经之路。

第二，对西方“政治”的感叹。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而且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挽救中国面临的危局。在看到英法先进的政治制度后，他认为“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上下议院”，这种开明的制度，让曾纪泽羡慕不已，“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纪泽认识到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救国富民，着实不容易。

第三，对西方“国际法”的运用。在处理中法、中俄关系中，曾纪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运用于外交关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维护了国家和民族权益。他用西方法律为中国修约谈判据理力争：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从无不候本国君王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他用国际公法，了崇厚擅自签订的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迫使俄国代表再次进行谈判。在俄方千方百计刁难他是二等公使拒绝谈判时，曾纪泽运用所掌握的国际公法反驳道：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这就指明了头等与二等都有全权，最终促使了谈判的成功。但是由于国家实力的悬殊，作为一名外交官，哪怕是有国际法，也是徒劳无益的。

三、注重科学教育

曾纪泽深谙强国之本在教育，所以他不仅从自身出发，认真学好科学教育，而且处处留意西方教育，做到洋为我用。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曾纪泽，一直追求科学的求真思想。在曾纪泽看来，西方之学是：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求真精神也促使他在探索中国自强、求富之路时，不断与时俱进。就算是人到中年也不忘学习英语。就在国人以认识到西方的器物引以为傲时，曾氏已经看到了西方政体的先进性。不得不说，曾纪泽对教育的重视，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西学述论》序中，他发表了对基础启蒙教育的重视。通过“传热”现象，他推究出学习西学要“积小以高大，由浅而臻深远”，指出科学的教育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才能探索到事物的真谛。

在驻英法期间，他对西方的文化教育也相当的推崇，因此参观了中小学、小学公会、教会学校、伦敦大学、地理学会、医学院等，去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同牛津大学教授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经过一番走访和研究，他得出中西教育各有所长。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学成而精至者”，即培育出“广博”“专精”之人才。他欣赏西方的学校是由简单到复杂，循序u进的教学过程；从小重视生物、理化课程；“争奇而并重”，注重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验结合。基于此，他建议在中国聘用西洋人教授西学，并主张在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获助益”。这样互助互利的文化，不仅开拓国人眼界，而且富国强民。为培养中西兼备之人才，他主张在中国设蒙养书院，利用现有条件学习中西文化，继而留学深造。虽然此思想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曾纪泽在管理京师同文馆时，仿效西法整顿了教育秩序，并为新式学堂毕业生参加科举考试而极力进谏，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43，95，123，134，125.

[2]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276，171，137.

[3]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53，1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