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舞弊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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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大学印刷厂卷入英语四级泄题疑云”、“湖南衡阳中考因严重泄密可能重考”、“大学英语四级考生因“”不给面子将其举报”……近日有关高考及其它考试舞弊的新闻可谓“火得发烫”，尤其是高考舞弊，正在动摇国人对考试诚信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舞弊中，金钱与权力的介入以及两者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勾连是最让人恐惧的，它指向的是似曾相识的历史场景――曾经的科举，“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一介书生”，到最后，科举成为一场金钱游戏和政治分赃的结合，礼崩乐坏，国之大丧。科举的最终落幕，与清室的最后一声钟响，构成了那个时代最令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考试舞弊更加严厉的打击力度，当然是必要的。但面对每年数百万高考学生、数以万计的县市以及数量庞大到难以估计的相关人员――任何一个人（学生家属、职能机构、手中但凡有点金钱或权力等交换资源者）都有着参与舞弊的嫌疑，要进行全面监控，耗费之人、物、财、时间之力，恐怕要大到不可承受；而事后的严惩，只能解决涉事人的责任问题，无法解决考试的（部分）失效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当一场考试，决定了数百万人的命运，在这最大的利益面前，总有人甘愿冒最大的风险。而高考的统一命题、统一录取标准，则降低了舞弊的技术门槛：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疏漏，一个人获得命题，那么全国的考生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同享秘密。网上屡屡出现的考试命题泄露，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个环节越多的链条，越容易出现漏洞，监督者的监督成本越低，这是经济学的检验结果。许多教育界的人士说，2004年是中国高考体制革命性的一年。今年，经教育部授权，包括广东在内的11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地区高考命题自的下放，可以被看作中国高考改革的一个拐点。站在防止舞弊的功利性角度，地区高考命题自主，分离了以往大一统的命题模式，意图舞弊者的做手脚范围缩小了，一个命题泄密就传遍全国的现象不可能再出现。舞弊者的成本更大了。地区命题自主，效果尚不明显，如果再前进到高校命题自主阶段，则“最短也最易监督的链条”就会出现。监督者只需将监督范围集中在高校命题掌握者。

从地区命题自主走向高校命题自主，还隐含了素质教育的真谛：每个人都有着自我的个性与特色。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尊重人的差异化，施之以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教育。命题差异化，为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命题自主，也是对学校差异的尊重，不同的学校当然需要不一样的人才，对学校用人差异需求和学生素质差别化的双向认可，给予了彼此双向选择的更大空间，这是就业市场已习以为常的现象，前移到高考环节，正是对高等教育向就业市场靠拢的反映。

随着中国高考扩招至少在相当时间内还将是不可动摇的趋势，高考正在缓慢但逐渐地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高校进入竞争时代将成为未来的命题。扩招越到后期，学校扩招后压力更大，它必须尽可能保障自己的教育质量和生源质量，否则学生和家长们早晚要选择它校，否则在以后的就业竞争中就难以生存。所以，即使在公立高校，竞争也已经开始，有关“高校排行榜”争吵的火药味就可以嗅出其中的竞争气息。在这种形势下的命题自主，学校绝不会为了舞弊所得的蝇头小利而放弃竞争位置。而扩招的结果， 最终会走向国际通行规则：分数的门槛降低，能力的门槛会逐步提升，分数可以作弊，能力却无此可能。高考作弊的必要性会不断降低。

无论是防止舞弊的功能性角度，还是素质教育的理想性角度，高校命题自的授予，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虽然时日有长短，但最终，它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