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笔下的文本外叙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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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符号叙事学中的叙事符号分为两个层次：文本内叙事符号与文本外叙事符号。前者与文本中的人、事、物共存，为结构具体情节服务，而后者则与作者共存，为结构整体文本框架服务，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层面。《聊斋志异》中的“梦中人语”属于文本外叙事符号，全书不同篇目共56次，主要起统摄全篇情节、推动情节发展、解答疑惑、收尾、预叙等作用。
关键词：文本内叙事符号;文本外叙事符号;聊斋志异;梦中人语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篇目众多，以张友鹤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为例，所收作品达497篇。数量如此之众，足可资进行叙事学的探讨，这对于发现与总结蒲松龄的小说叙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聊斋故事中的人物常常具有一定的符号学象征意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其中的各色狐狸。不仅人物塑造上如此，甚至蒲松龄在结构文本情节时也使其叙事手法具有了符号化的倾向与色彩。《聊斋志异》全书的不同篇目多次出现人或神人入梦的情节，我们将入梦的“人”、“神人”等统称为“梦中人”，把“梦中人”对做梦者有所言说的现象称作“梦中人语”，全书凡56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叙事手段。本文试从叙事学与符号学的角度，对“梦中人语”现象进行分析。
一、叙事学与符号学
叙事学（narratology）也被称作叙述学 ①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该学派的产生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并深受其影响。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受了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应该作为语言研究的重点，重视语言的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结构主义重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下，叙事学兴起并成为一门独立于文学批评、文学修辞之外的学科。叙事研究在西方源远流长，但“叙事学”这一术语直到1969年才由法国的托多罗夫（T.Todorov）在其《〈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提出。当然，重视艺术自身规律性和着眼于作品自身的俄国形式主义也是叙事学产生的思想源泉之一，但形式主义本身也是受了结构主义影响的一个学派。文学叙事学着眼于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诸要素，从文本内诸要素来看，情节、人物、时间、空间、背景、色彩等诸多方面都应列入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可用于分析具体的文本本体;若从文本外角度看，叙事的结构、模式、话语技巧等方面的提炼与研究则属于作者叙事理论的探讨，是源于文本而高于文本的叙事理论研究。
符号学（semiology）也发端于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学的最终归属应该是符号学。虽然当时符号学还未独立为一门学科，但他大胆地提出了建立符号学学科的设想，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 [1] 38 ，他认为符号学“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1] 38 。正如索绪尔所设想和预测的那样，现代符号学已经从语言学的母体中脱落，不但独立为一门学科，而且被诸多人文学科引入，成为一个新兴而有力的研究工具，有“人文学科中的数学”之称。
二、文本内叙事符号与文本外叙事符号
将符号学引入叙事学的研究，就产生了符号叙事学。叙事符号是一个符号叙事学的术语。“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使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2] 1 ，叙事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为更好地叙事而服务。笔者认为叙事符号有文本内与文本外之分，文本内叙事符号或处于文本中心或处于文本边缘，文本外叙事符号则处于文本之外。
先说文本内叙事符号，叙事符号如果处于文本中心，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作者叙事最重要的工具，如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中的红色字母A，这一叙事符号是小说的灵魂与主脉，是作者建构小说情节的关键，没有红色字母A，小说的情节、人物都将失去关联的纽带。叙事符号如果处于文本边缘，就起到辅助叙事发展的作用，如鲁迅的小说《药》中的色彩符号――黑色，是小说的主要背景色，小说中多次出现与黑色相关的词句，“后半夜”、“乌蓝的天”、“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一个浑身黑色的人”、“一阵红黑的火焰”、“一碟乌黑的圆东西”、“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等等，这些黑色符号虽不处于作者叙事的中心，只是分布在文本边缘，但却从时间、空间、人物到具体事物，无不给人以黑暗、压抑的感觉，成功地辅助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黑暗、阴森、恐怖。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叙事符号称为中心叙事符号和边缘叙事符号，名称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文本内的叙事符号。
文本外叙事符号与文本内叙事符号相对，指的是作者的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技巧、叙事手法等形而上层面的符号。文本内叙事符号与文本中的人、事、物共存，为结构具体情节服务，而文本外叙事符号则与作者共存，为结构整体文本框架服务，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层面。当遇到相同或相似的情节时，作者可能会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叙事结构、模式、技巧、方法等，这些相同的叙事结构、模式、技巧、方法都是文本外叙事符号，可以分别称为叙事结构符号、叙事模式符号、叙事技巧符号、叙事方法符号等。以美国恐怖影片结尾的叙事模式为例，大多为“旧波既平，新波又起”模式：危险解除，人们刚刚放松时，又突然出现一个恐怖事件，影片至此戛然而止。如《死神来了1》中，在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暗示和人物的接连死亡之后，幸存的人物似乎找到了破解“死亡定律”的办法，就在他们庆祝战胜死神的时候，死神又一次降临，影片结束。这样的结尾安排就是一种叙事结构符号，尤其是以这种形式结尾的恐怖影片达到一定数量时，这种结尾设计的符号性就更加突出了。
三、《聊斋志异》中的“梦”、“梦中人”、“梦中人语”
《聊斋志异》 ① 志鬼、志怪、志异，鬼、怪是人、事、物的变形;异是奇异现象，其中的“梦”、“梦中人”当属于异。关于“梦”、“梦中人”、“梦中人语”，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聊斋志异》中的“梦”是蒲松龄用来表达思想、结构情节的工具，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生理层面的梦。生理层面的梦常是各种片段的加合，对于不把梦当做研究对象的人来说，很多梦是毫无逻辑可言的，而《聊斋志异》中的“梦”情节清晰，叙事顺畅，逻辑合理，是经过蒲松龄精心设计，用来结构文本的一部分，具有叙事学意义，通常具有统摄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第二，《聊斋志异》中的“梦中人”往往不是故事的主要人物角色，甚至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形象，他们是作者与文本人物之间的传话者，起到沟通文本内与文本外的作用，只在情节需要时才被作者召之即来，说完话随即飘然而去。
第三，“梦中人”角色分为“无定”和“有定”两种，“无定”指角色身份不具体、不确定，如“人”、“一人”、“一秀才”、“一女子”、“一叟”、“青衣”、“青衣人”、“女郎”、“神”、“神人”、“金甲人”等，甚至不知是谁，如《姊妹易嫁》中“梦警曰”意为“梦里有人警告说”，《云萝公主》中“母梦曰”意为“母亲梦见有人说”，这两例“梦中人”都是一个完全模糊的存在;“有定”指角色身份确定，或为故事中的角色，如“董（《董生》中的董生）”，或为角色已经死去的亲人，如“女（《陆判》中吴侍御死去的女儿）”，或为身份确定的神灵、精怪，如“吕祖（《吴门画工》）”、“岳神（《岳神》）”、“绛雪（《香玉》）”。
第四，“梦”和“梦中人”统一于“梦中人语”。“语”即有所言说，是《聊斋志异》中“梦”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梦的最显著特征。虽其他古代文献中也偶有“梦中人语”情节，如《汉武故事》中记载：
汉景皇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
但数量远未如《聊斋志异》中多，且其作用不外乎增加神异、诡诞色彩，而《聊斋志异》中的“梦中人语”一般都构成整个叙事的重要一环，是一种文本外的叙事符号。因此，可以说“梦中人语”是《聊斋志异》中甚至是整个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典型、最有叙事学价值的一种梦。
四、《聊斋志异》“梦中人语”论析
“梦中人语”作为一个文本外叙事符号，在不同的篇目被蒲松龄安排在文本的不同位置，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梦中人语”处于文本的开头，在叙事上起到引子或统摄全篇的作用。
如《田七郎》：
武承休，辽阳人，喜交游，所与皆知名士。夜梦一人告之曰：“子交游遍海内，皆滥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难，何反不识？”问：“何人？”曰：“田七郎非与？”醒而异之。
“梦中人”在一开始就点明田七郎是武承休“可共患难”的惟一朋友，其他朋友皆为“滥交”。这一梦引出了武承休寻找田七郎及其二人的交游过程，文末田七郎化妆成打柴人混进县衙为武承休报仇，杀死仇人后自刎而死，被人认出是田七郎;县令惊魂甫定，过来辨认，七郎死尸一跃而起一刀砍下县令脑袋，才又倒下。如果说田七郎之死印证了田母所说“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的话，武、田二人的交游及七郎的为人则印证了故事开头的“梦中人语”：惟一人可共患难。这一文本外叙事符号贯穿全篇情节发展，不仅是全篇的引子，也统摄着全篇故事的发展，文本内的叙事不断印证着文本外的叙事符号。
再如《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家称素封。忽梦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问之，不答，径入内去。既醒，妻产男。知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儿衣食病药，皆取给焉。
富有的王大司马梦见有人对他说“你欠我钱四十千，现在该还了”，醒后，妻子产下一男孩，王大司马知道是宿债，就把四十千放在一个房间里，儿子的所有用度都从这四十千中出，四十千将要用尽时，儿子遽然而死，办完丧事，四十千正好用尽。“梦中人”实为王大司马的宿债主，“梦中人语”引出了王大司马准备四十千还债的所有情节，文末以“盖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呼应，点明儿女是父母的报恩者或讨债鬼的主旨。
第二，“梦中人语”处于文本的中间，在叙事上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鲁公女》中书生张于旦在荒庙苦读，偶遇招远县令鲁公之女，见其貌美，心生爱慕，鲁公女突然离世，张生十分悲痛。鲁公因故土遥远，将爱女灵柩寄存于张生所在荒庙。张生每日在鲁公女灵前祭奠，并诉衷肠。半月后，鲁公女鬼魂夜晚现身，二人共相欢好。张生为之诵《金刚经》超度，鲁公女业障圆满，将托生于河北卢户部家，二人约定十五年后的八月十六日相见于卢户部家。鲁公女托生后，张生把相见日期写在墙上。因为知道诵经之效，持诵更加虔诚。这时叙事符号“梦中人语”第一次出现：
梦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须要到南海去。”问：“南海多远？”曰：“近在方寸地。”醒而会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洁。
张生与鲁公女分别后如何再见，情节将如何发展？蒲松龄在此安排了一个叙事模式符号，借神人之口告诉张生须要见观音菩萨。张生“修行倍洁”，三年后，两个儿子相继高中，张生暴贵，但依然行善。这时“梦中人语”第二次出现：
夜梦青衣人邀去，见宫殿中坐一人，如菩萨状，逆之曰：“子为善可喜。惜无修龄，幸得请于上帝矣。”
张生的善行换来了观音菩萨的梦中召见。菩萨请他饮香茶、沐香汤，张生“失足而陷，过涉灭顶。惊寤，异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张生由此返老还童，回到十五六岁，为与鲁公女托生的卢公之女见面做好了年龄、体貌相当的准备条件。
这两个“梦中人语”推动了《鲁公女》后半部分张、鲁二人十五年后相见的情节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全篇叙事上处于相当重要的一环。
第三，“梦中人语”处于文本的末尾，在叙事上起到解释疑惑或收尾的作用。
《王兰》中王兰被鬼卒错勾，阎王查明，责令送他还生，但王兰尸体腐败，不能还阳，鬼卒害怕阎王怪罪，就帮王兰抢了狐狸的仙丹;王兰回到家中，与张姓朋友商议外出游历，王兰用自己的法力赚钱。后来，张偶遇同乡贺才，贺才嗜酒嗜赌，听说王兰法术可以轻易赚钱，就到处寻找王兰，王兰嘱咐张给贺才一些钱打发他。贺才被县官怀疑钱财来历不明，严刑拷打，贺才招出张的赚钱之道，但棒伤溃烂，导致贺才死亡;鬼魂又附在张身上，与王兰一起，三人饮酒，贺才醉后大喊大叫，惊动路过的御史，于是命人搜查，抓住了姓张的，张如实供述，御史大怒，打了张还报告了神灵。当夜，御史做了一个梦：
夜梦金甲人告曰：“查王兰无辜而死，今为鬼仙。医亦仁术，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为清道使。贺才邪荡，已罚窜铁围山。张某无罪，当宥之。”御史醒而异之，乃释张。张治装旋里。囊中存数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孙以此致富焉。
这是《王兰》篇的结尾，蒲松龄把“梦中人语”的文本外叙事符号放在文本结尾，借“金甲人”之口，阐明了御史的疑惑，向御史说明了王兰、姓张的均属无罪，而贺才也已被罚，至此故事结束。
第四，“梦中人语”起预叙情节的作用，后文情节“皆记梦验” [3] 10。
《柳秀才》全文如下：
明季，蝗生青兖间，渐集于沂，沂令忧之。退卧署幕，梦一秀才来谒，峨冠绿衣，状貌修伟。自言御蝗有策。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妇跨硕腹牝驴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异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妇高髻褐帔，独控老苍卫，缓蹇北度。即k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驴不令去。妇问：“大夫将何为？”令便哀恳：“区区小治，幸悯脱蝗口。”妇曰：“可恨柳秀才饶舌，泄吾密机！当即以其身受，不损禾稼可耳。”乃尽三卮，瞥不复见。
后蝗来，飞蔽天日，竟不落禾田，但集杨柳，过处柳叶都尽。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忧民所感。”诚然哉！
沂令担忧蝗灾，梦见一个秀才说有办法抵御蝗虫，并告诉沂令明日蝗神会路过，哀求蝗神，可免蝗灾。第二天，果然如秀才所言。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言“梦验”，即情节验证梦中所见。
当然，预叙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柳秀才》中柳神柳秀才因托梦于沂令而泄露天机，开罪于蝗神，蝗神因而怪罪柳秀才，蝗虫不吃庄稼，专吃杨柳是对柳秀才的惩罚。这一情节的发展显然受到了“梦中人语”叙事符号的推动。
五、余论
不管文本外叙事符号“梦中人语”被放置在文本的什么位置，都是整个文本结构上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叙事符号，“梦中人语”被蒲松龄娴熟地运用于多个篇目之中，共出现56次，这一数量足以说明“梦中人语”在《聊斋志异》中是一种结构文本的方法，是蒲松龄最重要的叙事手段之一。与其他具体情节相比，“梦中人语”更具符号性特征，已高出一般情节，是以一种“高级情节”的身份与其他具体情节一起结构文本，成为蒲松龄叙事理论层面的一种典型性符号，即本文所说的“文本外叙事符号”。
按照在文本中出现的位置及“梦中人”角色的“有定”、“无定”，56次“梦中人语”列表如下：
表1：《聊斋志异》“梦中人语”、“梦中人”角色分布统计表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Narrative symbols outside text in Liaozhai Zhiyi written by Pu
Songling Analysis on “Dreaming whispers”
JIAO 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Narrative symbols in symbols narratology have two levels： narrative symbols within text and narrative symbols outside text. The former，serving for the specific structure circumstance，coexists with people，cases and objects within the text. The latter coexists with the author，serving for the overall framework. They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levels.“Dreaming whispers” is narrative symbols outside text，appearing 56 times in Liaozhai Zhiyi，mainly used to unify the whole text， promote the plot，solve doubts，end the story and advance narrate.
Key words： narrative symbols within text;narrative symbols outside text;Liaozhai Zhiyi;Dreaming whis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