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七房桥世界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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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80岁高龄的知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写下了《八十忆双亲》一文。文中钱先生为我们展现了他心中一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典范――无锡啸傲泾七房桥的世界。1980年，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邓尔麟教授读到了这篇回忆录。起初邓教授仅把这篇回忆录当做是研究无锡地方史的参考资料，但细细阅读后，他领悟到“这篇回忆录体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于是就开始试着去访问钱穆先生，并亲自去无锡七房桥实地考察一番，以便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篇回忆录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精神，最终写出了《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
钱穆所生活成长的七房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首先七房传说来源于家谱的记载，同一祖先生下七子，分建七宅得名。钱先生自己描述说“七房骈连，皆沿啸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可见七房桥钱氏是当地的望族。一般来说，这样的家族总会产生几位乡绅，这些乡绅可以“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有他事争执，亦至绅士家裁判，可免进城涉讼”。这些乡绅之所以能承担原本应为政府的工作，是因为传统中国中央政府的权限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处于乡绅主导下的自治状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宗教等这些地方的公务，在中国传统里并非是政府的事务，而是由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或较为富裕家庭的家长来管理”。
钱氏家族之所以能获得管理乡村的职权，与他们在乡间所积淀的文化权威是分不开的。作为世代书香门第，钱氏家族从来就不缺读书的种子。钱穆的曾祖父绣屏公是国学生，祖父鞠如公是邑庠生，父亲更是16岁就中县试第一名秀才。除了读书，这些士绅更需要通过积极参与乡间公益事务，承担捍卫乡间利益的责任，来赢得文化权威。所以，我们看到钱穆的父亲为了能让同族中的孤儿寡妇享有怀海义庄的资助，不惜和族中长者对簿公堂，最终使钱氏宗族中的弱势群体获得了更多的义庄资助。而钱穆父亲本人也凭此赢得了族人的尊重，从此“五世同堂各家，自此事无大小，皆来就商于先父”，甚至外姓的争产风波也请他来主持公道。钱穆的哥哥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回乡为族人开办小学，服务乡里，这也为他积累了自己的文化权威。父亲抚恤孤幼和哥哥回馈乡里的义举给钱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他产生了一种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因此等到他本人学业有成的时候，也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通过教育回报乡里。
在钱穆所描述的七房桥世界，我们看不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地主和佃农间严重的阶级对立，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温情主义的家族伦理社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整个社会仍存在着租佃关系，但作为土地拥有者的乡绅，通过与中央政府博弈来捍卫乡村的利益，使整个乡间如同一个世外桃源。不过当这样的世外桃源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农业文明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洋货的冲击，使乡村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而城市则开始兴旺发达。和衰败的乡村相比，城市变得更具吸引力，所以新一代的乡村精英开始离开乡土，走向城市。最终的结果是不断向城市输出子弟的乡村同时丧失了金钱和人才，进一步衰落。即使像钱穆先生本人，最终也只能走出乡村，进入大学教书。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乡村的衰败？中国的传统文明又该如何应对挑战？激进派主张彻底抛弃传统，通过革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不过，在钱穆看来，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一网打尽，然后去追随西方文化的潮流，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传统文化中仍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在七房桥，他看到普通百姓身上那种对家乡的眷恋和责任感，看到乡绅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共同的道德观念而付出努力。钱穆认为，只要完善传统，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和谐的因素，就足以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和激进派的观点相比，钱先生的主张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钱穆总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并时常被冠以守旧派的名声。
不过在邓尔麟看来，问题远非区分激进或守旧，或者谁对谁错这么简单。他认为在七房桥的世界里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对中国仍然有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真理，它更具有普世的价值。基于此，邓尔麟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进七房桥的世界，去寻求中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邓尔麟一直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他拜访了身在台北素书楼的钱穆先生。钱先生给邓尔麟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在这堂课中，钱先生谈到了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礼”。钱先生认为，中国虽然各地风俗有别，但是大家共用一个“礼”。礼既可用于家庭成员之间，也可以扩展到家族成员之间，甚至可以延伸到全民族，国家就是靠着家庭延伸出来的共同价值“礼”所凝聚的民族。
为了维持“礼”的价值，钱先生一生不遗余力。他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试图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弄懂“礼”的真谛。他在大学独立承担中国通史课，想让学生知道中国历史的独特规律和发展模式，并让学生对此保有信心，而后又在八年抗战的艰难环境下撰写了《国史大纲》，让更多的民众“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甚至1949年他去了香港以后，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他的学生余英时教授称钱先生是“一生为故国招魂”。
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扭转一个时代的风气，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被无情地风吹雨打去。就像新时期的七房桥，已经告别了旧日的小桥流水人家，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让水乡显得更加的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电视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义务教育的普及让文化不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进入工厂的年轻人都有了工资，不必再依赖家庭。这一切都冲击了旧有的传统道德，“在无锡水乡，几乎所有的宗教痕迹都消失了。灶王神龛、祖宗祠堂、佛庙寺院和烈帝道观统统销声匿迹。……义庄成粮仓，宗谱遭焚烧，祖先受谴责，传说被遗忘”。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新时代已经打破了士绅和乡民的界限，更不需要女人依附男人的三从四德，人们也不一定要束缚在土地上。新的时代需要对“礼”进行重新定位，或者用一种新的语言对“礼”进行转化和重生。就如邓尔麟所说的，“中国是否有希望，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种新的语言能超越旧文化，并能赋予尚存的价值观念以意义。”在邓尔麟看来，这种超越旧文化的新语言就是“善”。在亲自访问七房桥后，邓尔麟告诉钱穆一个发生在当地的故事。一位在当地工厂工作的残疾姑娘，通过自学修完了高中的课程。而且和许多经济独立的年轻人不同，这位姑娘将所挣来的工资，除了零花钱和在工厂食宿外，毫无保留地都给家里。听了这个故事，“双目失明的钱穆先生在脑海中勾画着姑娘的形象，一面轻轻拍着桌子对她表示敬意”。也许这就是钱穆和邓尔麟都能听得懂的故事，也是他们都能明白的语言――“善”。
邓尔麟一直试图在《八十忆双亲》中寻找一种普世的真理，一种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在这样的寻找中，邓尔麟不仅仅是以一个中国史专家的身份对中国地方世界的关注，更是用他者的眼光去反思自己生存的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中，我们奋斗的目的何在？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那么对于真理的追求就不会停止脚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美国学者读到《八十忆双亲》而感动得唏嘘不已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