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残儿的中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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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童花头，穿着一模一样的白毛衣和白裙子，3个漂亮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扑向她们的母亲，“妈妈妈妈，刚才有个叔叔说我们是3胞胎呢！”13岁的罗来欢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她有两个妹妹来喜、来宝，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这是个快乐的大家庭，但不寻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6个孩子都是收养和助养的，并且都身有残障。严启倩喜欢孩子们叫她妈妈。她觉得只要做这些孩子的妈妈，就可以帮助他们。可是孩子们却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她“对抗”。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严启倩、上海“新大地”酒吧的女老板，仰坐在皮质按摩椅上，黑着眼圈。来欢、来喜、来宝远远坐在桌边，嘴里嚼着午饭，眼睛时不时瞟“妈妈”两眼。

1998年，严启倩把这3个女孩从儿童福利院抱回家，“她们身上多少都有些残疾，所以只是进行家庭寄养，而不能收养。她们的监护权仍属于儿童福利院。”

严启伯和她们日夜相处了5年，“可我还是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她们的身体状况，学习成绩甚至品行，都没有向着严启倩希望的那样发展。

更重要的是，她每天安排车子送孩子们上学，虽然学校离家只隔了3条马路，而在母亲节时，她们都不愿意在贺卡上写些祝福她的话。她发现自己对孩子投入的感情愈来愈模糊，孩子回应她的感情也是同样的模棱两可。她觉得很累。

当初严启倩和孩子的合影仍挂在墙上，甜蜜欢乐，神采飞扬，可是现在的她明显地老了、憔悴了。她说她和孩子之间出现了问题。

一

严启倩始终认定自己是在帮助这些孩子。

1998年，她是儿童福利院的常客。每隔三五天，她就会去一次。福利院里两怖楼，一幢住的是健康的孤儿，一幢是残疾孤儿。每次去，她就抱着糖果、饼干、衣服、鞋帽，在两幢楼里奔上跑下。孩子们稚嫩地叫她“妈妈”。有时，她还会带其他有钱人家的太太一块儿去派发礼物。她知道孩子们在拿到礼物时是最快乐的。至少她小时候足这样的。

严启倩50年代末出生在香港，兄妹7人、家境很穷，晚饭通常足猪汕拌饭，想在饭里打个鸡蛋，也常常凑不出7个。她10岁时父亲去世，而在她记忆中几乎没有母爱的影子：“妈妈从没有亲热地摸摸我的脸，让我乖，听活。她最疼的是老大和老幺。”

她的独立性很强，自己决定，一切。20岁结婚、21岁离婚，和新男友去了美国。在她还没来得及熟悉那片土地时，男友走了，留下她一人。

当时，她娇咆迷人，喜欢自山，在美国6年，玩遍了欧洲。美酒、香烟和风情小镇是生活的全部，直到她回到香港嫁给丈夫罗志明。1991年，她随丈夫来到上海，日子迅速清闲起来。她可以每天花5小时去健身，每两个月必须出国做一次短途旅游。

如果不足在1996年的平安夜，遇见那个没有右手的10岁男孩，她可能不会成为这些孩子的妈妈。

当初，罗志明在―上海扬子江大酒店任部门经理。圣诞节，酒店和儿童福利院一起组织联谊活动。晚上，大人、小孩一起唱诗。严启倩拿着玩具逗引每一个小孩。她很快乐，直到她看见一个男孩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时，快乐猛地被抽空。

“他说想要―个妈妈。我忽然变得很伤感。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小时候，妈妈都没有抱过我一下。”后来，这小男孩成了她助养的孩子之一，她帮他取名为来福。每月，她会给来福100元零花钱。于是生活像是凭空多出了乐趣。她每周会带两三个孩子到家里玩，下周再换儿个。那些孩子都会叫她妈妈。儿童福利院一个班有30多个孩子，护理员很少，她对护理员说：“你们要是照顾不过来，我来照顾。”

二

1998午，罗志明与20多位香港、台湾的朋友和儿童福利院共同建立了一个“爱心基金”，筹资100多万元，专门用于救助孤儿。严启倩则开始构建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她要带些孩子回家长期寄养。

最初她带回了4个孩子。“罗先生利罗太太的经济条件很好，而且也很有爱心。”儿市福利院负责家庭寄养的张先生说，所以才会在他们家寄养那么多孩子。这在上海是惟一的特例，通常一个家庭只能寄养1个孩子。而严眉倩最初的想法足要领7个孩子回家，她想组建山自己年幼时的那个家庭。

她放弃健身，减少旅游，开始用大量时间来照看孩子。为了有亲近感，她把这些孩子的名字都改了，来欢、来喜、来宝、来来，4个名字里都透着祥和以及对自身的祝福。

孩子们跟随严启估住进了酒店，一个电话，服务生能帮助解决一切生活要求。家里的水果不断，巧克力和玩具都是进口的。她们手上戴着日本手表，衣服都去“太平洋”买。

刚来的时候，她们都长得面黄肌瘦，每天，严启倩安排她们服用维生素，还亲自下厨煲排骨汤，帮她们补钙。她忙乱的时候，双手能同时炒菜，“八菜一汤，15分钟搞定”。即使这样，“孩子接回来的头3年，还是一点个儿都没长。就是现在，朋友的孩子和来欢同岁，但要比她高两个头。”

在儿童福利院，她们4个都被诊断是智力轻度低下。“来欢当初长得就像个乡下孩子，脸是泥土般的黄、小眼、人也很内向。她现在13岁，比其他孩子大3岁，去年上4年级，今年和妹妹们一块儿还上4年级。”

来宝和来喜都长着张漂亮的圆脸和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但来宝腿上有血管瘤，病重的时候都没法走，脸煞白，浑身不停冒虚汗，吃点东西就吐。“当初院里的人对我说，她是挺难养活长久的。”严启倩知道，这样的病更需要运动，就每天带来宝运动，从最轻微的运动开始。现在来宝已经可以跑步、游泳了。

来喜显然比她们都要好些，只是在左手臂上有一长条疤痕，10厘米长、微微凸起。“那是她小时候被人烫伤的。”夏天，她死也不穿短袖，谁要是动她，就尖叫，手紧紧捂着臂膀。严启倩花了一年的时候解除来喜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其实这个疤痕很漂亮，在上面添上两只翅膀就像蝴蝶，这就像电视里美丽的人体彩绘，很时尚的。时间长了，来喜也信了。

来来有自闭症。她不说话，见人只是傻傻地笑。在家会用头撞墙，口渴了，到马桶的水箱里找水喝。半夜，严启倩被厨房里的动静惊醒，以为是贼，亮灯后，看见来来趴在垃圾桶，捡里面倒掉的饭菜吃。

曾经有一对新加坡夫妇要带来来回家，“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在接触了1周后，发现她有病，就不要她了。”严启倩带来来回家，她还记得，来来第一次叫她妈妈时，她有多开心，虽然只是哑哑的模糊的两声“妈妈”。

来来和严启倩相处了一年，已经可以开口和人说话，而且很有礼貌，妈妈的朋友走了，她会轻声说声“拜”。“她只是自我的保护意识很强，其实另外几个孩子也是这样。”

严启倩要去旅游了，把她们暂时送回儿童福利院。回来后，院里告诉她，来来已经被其他人带回家了。“我也打听过她的消息。听说她现在读书读得很好。”

三

严启倩除了3个孩子寄养在家，还有3个孩子助养在儿童福利院。每个月，花在这6个孩子身上的费用有1万多元。“我妹妹说，有钱自己用不好么。那些孩子非亲非故的，值吗?”严启倩说朋友大都不能够理解，还有很多人在心理上会排斥她们，嫌她们脏。

严启倩带孩子们去朋友家玩。朋友的心就不得安宁，脸对着她，嘴在说话，眼神不停地扫那些孩子，“就像是在防贼”。吃饭了，他们不让孩子们同桌，在边上拼个小饭桌，随便弄些吃的给她们。

有一次，去罗志明朋友家玩，“我们在别墅的2楼烧烤，孩子们在楼下玩。来欢去踩他们家孩子的单车，给大人看到了，就大叫大嚷地要把她赶走。”那种尴尬让人难受。

朋友聚会时，灯红酒绿的，孩子们显得很局促，因为在现场总是没人搭理她们。当有其他小朋友到时就会有人很夸张地扯着嗓子，“哎呀，Mary啊，孩子真可爱哦，多大了，上几年级了?”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

到后来，朋友打电话叫罗志明出去玩，都事先申明，“孩子就不要带来了，”等他们去了后发现，5对夫妇的孩子全在。

孩子们有时候说，“妈妈，今天在街上看见叔叔，他不理我。”严启倩会告诉她们，“没关系，即使他没理你，你们也要叫他。至少你们不能没有礼貌。”

通过这些孩子，严启倩看清了很多人，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再也没兴趣来往了。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慢慢出现了。

孩子们已经10多岁了，帮她们补习功课的杨孔清老师说，“她们真是该懂的一点都不懂，不该懂的什么都懂。”

杨孔清不久前把来宝接回家，让她过过普通上海人家的生活，晚上来宝会和杨老师的女儿聊得很晚。她会说自己看到的豪华生活，人际关系，大人的穿着打扮。“我女儿已经进大学了，而她只有小学3年级，有些东西还是我女儿所不知道的。”杨老师说，“但她的阅读能力简直是一片空白。平时不做作业，会撒谎、吹牛，并把课本扔掉。”

严启倩说，她们3人在一个年级上课，同一门课应该有3本书，读到后来只剩下1本，“她们会对我说，老师没发。”

2001年严启倩接手新天地的一家酒吧后，她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最初的时候，每天从早上9点要工作到凌晨2点。“之前我也没做过酒吧，我老公说我不行。”她把这视作挑战。现在很多客人都喜欢她，觉得她很会琢磨顾客心理，而且酒量也好。为了应酬，她会拎着整瓶威士忌和客人周旋。

罗先生就更忙了。他换了一家酒店上班，需要他更拼命地工作。现在他每次去上班，孩子们都不会和他打招呼、说再见。对她们来说，他很陌生。

“孩子们愈来愈大了，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理解她们的一些行为。”严启倩说。她们会扔衣服、扔鞋子、扔书包，凡是她们不喜欢的，她们会统统扔掉，然后对大人说是掉了，没了。“有段时间家里没洗衣机，我让她们自己洗衣服，她们就把脏衣服一件件扔到垃圾桶里。”

孩子们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严启倩对抗。要她们洗头，她们就把头发用水淋一下。每回严启倩都要闻过头发上确实有洗发水味才能确认她们是真的洗过。临睡前，她们说牙齿刷好了，可她发现牙刷还是干的。

严启倩花几千元买来的“小灵童”冲剂，“这是可以补大脑生长的。”她们会把它藏起来，或倒在马桶里，然后说喝过了。

而让严启倩头疼的还不止这些。

她们还会偷东西。从楼下超市，她们会偷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吃的、用的。严启倩发现好几次，都让她们送回去。有次让她们去买东西，很长时间没上来。严启倩下楼找，发现她们被超市的保安抓住。

儿童福利院负责这几个孩子监护情况的林小姐说：“可能她们以前在福利院玩的玩具都是公共的，拿来拿去很随便，也成习惯了。或许并不是一种偷窃意识。”总之，严启倩再也不让她们独自去超市买东西了。

孩子们的心，严启倩是越来越看不透了。她们从不和妈妈说心里话。很多时候她们宁可和请来的保姆说，或是和杨老师说。有一段时间，她真想把孩子送回福利院，但是她们乖巧的时候又让人心软。她们会主动帮妈妈倒茶，会像大人一样关照她在外面少喝些酒。

四

杨孔清，48岁，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她知道这个特殊家庭的情况后，直接打电话给严启倩，想要提供帮助。接到电话时，严启倩吓了一跳，她没想到有人的热心能这样直接。杨老师说，她的女儿曾经也走过弯路，不想看到这些孩子再走弯路。

杨孔清每周来辅导孩子两次，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从7月9日开始，至今没停过。她谢绝严启倩提供的一切费用。

杨老师发现孩子们没有学习的自觉性，心思不在学习上。“中产”的生活落在她们眼里，就是喜欢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看见美丽的妈妈出门，她们也开始涂指甲油和口红。学校的暑假作业，她们一点都没做。杨老师布置的一课一练也完不成，“其实也只有50分钟的作业量。”杨老师说，“孩子的学习需要有人监督。”

她们的阅读能力几乎一片空白，在家不看报、不听广播。一次杨老师在改作文，语句不通顺的地方用红笔圈了出来。圈着圈着，孩子们的眼泪掉了下来。“哭得那个厉害哦。问了她们才知道，是怕妈妈看到有那么多错。”她们说妈妈要骂的。孩子作业本没了，也不和妈妈说，宁可不交作业。返校、开学的通知单，也都藏在书包里。

“如果在孩子的心理上多营造些亲情感，情况或许会好些。”杨老师说。

严启倩承认自己有时候脾气不好。上午，她在睡觉，孩子不敲门就进屋来找妈妈，她会把孩子骂出去。“醒来后，我也后悔，会去找孩子们认错。”来欢以前特别不听话，严启倩打她打得厉害。她又哭又叫，整幢楼都听得见。“打完后，我也难过，为什么孩子就那么难管教”。她们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孩子们很明白相互之间以及她们和妈妈的关系，常常会有这样的争执，“我又不是你亲姐姐，我为什么要帮你洗碗。”然后暗地里争吵，妈妈喜欢谁多一些。

现在，杨孔清会给孩子们讲“东方小故事”，告诉她们孟母三迁、孔融让梨，指导她们的行为规范。家里只有《新民晚报》，她就让她们看“夜光杯”，增强词汇量。“她们对应用题的理解明显有进步。作文也不像以前只是报流水账。”

“但是孩子的教育三分靠老师，七分靠家长。孩子的将来，还要靠严启倩对她们大长日久的教育。”杨孔清说。

严启倩也发现，暑假里这两个月，孩子们有很多变化。杨老师能让她们按时交作业，她们一人有一个小猪储蓄罐，每天能得到1角钱。以前保姆买菜问她们借1元钱，她们死活不肯。现在她们也懂得相互帮助，需要的时候也会主动拿出两三元钱。暑期里她们的活动都是4人行，跑步、游泳、逛超市，“她们现在对关爱的需求很强烈。”

5年时间，使几个陌生人的组合变成了一个融洽的大家庭，这种神奇的变化让严启倩、罗志明觉得特别有满足感，“我现在明白家庭也是在慢慢成长的，让整个家庭融合在一起的就是那种共同成长的感觉，这是一辈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