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景葵:高风世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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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光绪癸卯年(1903)进士。辛亥革命后，弃官就商，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担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达三十年，是著名的银行家。

在民国的金融业发展中，“叶氏”的名字鲜明地浮现，除了银行家的风采之外，更缘于其在另一片书香弥漫的世界中所留下的印迹，深刻到令人难以忘怀。左手金钱，右手书籍，“书香银行家”是很多人给予叶氏最贴切的称呼。

叶氏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小谟觞馆诗集注》是其购藏的第一部书。那年他刚十八，“得东城讲舍月课奖银七元，不足，向先母乞三元，遂得此书”。

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挑出所藏四十种明刊及旧抄善本，标价千元求售，充当嫁资。叶氏听闻后大方出手，从此引发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之“癖好”。但是，叶氏并没有停留在秘籍珍玩的层次，而是别具匠心地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收藏对象。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氏倾其积蓄，藏书两千八百多部，计三万余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惠栋作《周易本义辩证》手稿、王念孙父子合校《管子》等，皆借用其所藏。

叶氏最珍贵的稿本要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叶氏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世间孤本”时，是一大包碎烂不堪的故纸。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虫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现，并在著名学者钱穆、张其昀等协助下，考订出手稿为顾氏原稿。

“八一三”以后，沪上图书文献大量流失海内外。叶氏亲眼目睹了一些亲朋故友的藏书，如邓邦述“群碧楼”、宗舜年“咫园”、沈曾植“海日楼”、曹元忠“笺经室”等，在战火中毁亡殆尽。

1937年，叶景葵赴武汉公干，而寓所却临近火线，藏书面临被毁的危险。张元济在隆隆炮声中，到叶家收拾整理。叶氏闻讯后深为感动，并致函称谢。顾廷龙认为，在此尺牍中，叶氏“第一次透露欲将个人藏书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的确，这则书史佳话成为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的一个重要契机。

张元济与叶景葵结识于张氏创办的通艺学堂，叶氏当时为学员。张氏挽叶氏诗云：“京洛论交始，今逾五十春。维新百日尽，通艺几人存?”张氏主持的商务编译所，从1913年始多次选举叶氏为董事，共事中两人交往渐深，相互推重。对于张氏的藏书实践，叶氏极为赞赏：“海内藏书家，能各就乡先哲之遗著，加意收集，又能出其私藏归诸公众，则事得系统，可以积小成大，化零为整，于全国文献，实有裨补。愿后来者，皆以菊翁（张元济）为师也。”由此可见，叶氏邀请张氏同为合众发起人，并不是偶然的。

1937年11月5日，叶景葵在致张元济的信函中第一次提到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向，“菊丈台鉴，顷接通丈(陈叔通)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信中还流露出了叶氏初丧妻室的悲伤：“近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订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叶夫人朱氏识书达礼，常为夫君伴读，忽然病殁，留给叶氏的不仅是难平的伤痛，同时也坚定了他献身图书馆事业的决心。

合众创办于1939年，典藏之外，还孜孜于提供阅览和刊布流通，让文献资料发挥更大的价值，嘉惠士林，获得了广泛赞誉。在总干事顾廷龙的主持下，抱着“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宗旨，苦心经营，善始善终。经过十四年的辛苦经营，合众的藏书达到二十五万余册，金石拓片一万五千余种，具有相当规模。1953年，在张元济、陈叔通倡议并经董事会决议后，将合众全部文献连同馆舍，捐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成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合众的发起人为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第一届董事会还包括陈叔通与李拔可。确如顾廷龙所说“诸位先生的贡献都是巨大的”。然而叶氏作为首倡者，功劳尤其卓荦。有学者指出，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了叶氏一生，豪爽侠义的性格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时时得以体现，此二者便是他热心图书馆公益事业、创办合众的深层因素。

1939年，徐森玉写给叶景葵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功为罪，不能自卜。唯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卢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最令人痛心者也。”而同样的心痛也沉潜在叶氏的心中。

合众的创立源于叶氏对历史文献整理与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化私为公”“化身千百”的藏书思想的实践。叶氏在《抱经堂藏书图》题记中写道：“古今藏书家，或供怡悦，或勤纂述，或贻子孙，终不免有自利之见存。若为利人之藏书，则整理研究，传抄刊印，事事与自利相反，其功更溥，其传更久。此即先哲所云‘独乐不如众乐’，慎初其有意乎?”

合众“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叶氏倡立之旨即“建设一专门国粹之图书馆”，化身千百，嘉惠来学。合众成立之初，叶氏“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已将敝斋旧藏悉数捐赠”。其后他陆续收罗捐献，共计三千余种三万四千余册。

叶氏有传统的藏书观念，但并未受限于私藏思想的束缚。他所处的是新旧交替、求变与保守、新异与混乱、政治黑暗与思想活跃相交织的时代，社会上最受冲击的是最早接触外来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发生，有讥讽者、有谩骂者，但同样也有反思者，有限度地汲取新的思想与方法。叶氏堪称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藏书思想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叶氏不仅是首创合众的最大功臣，而且长期主持馆务，为了合众的发展殚精竭虑。在物色人才、采访文献以及接纳捐赠等方面，叶氏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尤其是合众的财务工作。他早年游学日本研习经济学，后来又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所以深谙金融财政之方。建馆不久，他就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以保证合众的正常运转，维持于不倒。

合众的创办含藏着叶氏的高风亮节，合众的屹立成全了他人格的伟岸。叶氏不求致富，淡泊持己，虽长年处于膏腴之地，洁身自好，不敛资财，仅有的积蓄也用于购书和筹建合众。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病逝。张元济饱含深情作《挽叶揆初》四首，其一云：“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成众志，天未丧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