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进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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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的道路上,中了进士,古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功名,终于圆满。正如《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浦墨卿所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即便不做官,进士也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鲁小姐的话就很有代表性,“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进士的光耀荣宠,是几部大书才能涵括的内容,这篇短文,只能说说其荦荦大端。
进士的荣宠,从新进士名单出炉那一刻就开始了。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评阅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明清的读卷官,都由级别极高的京官担任。“读卷大臣,乃是很有面子的差使,因为他是佐助皇帝看卷,所以得派此差者,都以为荣”(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123页)。8名读卷官经过两天的阅卷,将选定的前10名进呈皇帝,由皇帝最终确定名次。在所有的名次确定之后,取中前10名的人,要在传胪的前一天,由皇帝召见,称之为小传胪。
清朝的小传胪在乾清殿举行,皇帝坐在殿上,所有的进士都在乾清门外等候,他们的亲友也陪同着等候佳音。小传胪虽然只引见前10名,但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在前10名之列,所以这天,所有参加殿试的人都会到场,唯恐自己的名字在引见之列、传宣匆遽、不及趋赴而获咎。
第二天,举行隆重的典礼,正式公布殿试的名次,这就是传胪,或称之为大传胪。传胪又称唱名、唱第、胪传、胪唱等,这一制度开始于北宋。当时,皇帝在集英殿宣唱新进士的名字,由阖门承接,转传于阶下,阶下的卫士齐声传名高呼。
清朝传胪典礼的庄严隆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胪典礼在太和殿举行。清代在太和殿举行的典礼,只有万寿、大婚、登基、凯旋和元旦有限的几种,后来即便是元旦,皇帝也不御太和殿了。第二,举行传胪大典,要在太和殿前设卤簿大驾。卤簿是皇帝的车驾仪仗,旧时皇帝出门,要用全副仪仗;有时遇到盛大的典礼,皇帝不出门,也陈设卤簿大驾而不用,以表示郑重。第三,皇帝在平常的礼仪中,用中和韶乐,遇到重大礼节,则用丹陛大乐。传胪大典既用中和韶乐,又用丹陛大乐。第四,传胪大典的具体仪文,写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一切都是最高的礼仪。如在午门上鸣钟鼓;一般不参与汉人礼节的满族王公这时也参加;礼部官员手捧金榜、行走在平时只有皇帝一人可走的丹陛中阶;礼部官员捧榜从只有皇帝才能行走的太和门和午门的中路出;等等。
传胪典礼结束后,皇帝回宫,王公百官也都出殿。捧榜官捧着写有新进士名字的黄榜到午门前,连同盛放黄榜的云盘,跪着放置在彩亭内,并行三叩礼。随后校尉举着彩亭,御仗鼓乐在前引导,到东长安门外张挂。新进士由状元率领,随同前往观榜。新一榜的进士名单,由此向全社会公布。
中进士之后,朝廷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一些重大的活动代代相传,历史悠久,因而形成传统,成为新进士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参加朝廷所赐的宴会。这种宴会,在唐朝是进士科及第士子自发组织的活动。他们到长安东南的曲江上泛舟宴饮,并请宫中教坊派乐队演奏助兴,长安城万人空巷,士女百姓争相观看,公卿大臣往往在这天拣选佳婿,有时就连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这就是著名的曲江宴。因为曲江池西有杏园,春季杏花竞相开放,所以又称“杏园宴”。宴会之后,新进士将各奔东西,因而也称“离宴”。因为是新进士的集体活动,于是又称“团宴”。这种宴会后来越来越奢华,又因为是新进士自发组织的,要自掏腰包,所以一些家庭贫困的进士,往往因为缴纳不了参加宴会的钱而发愁。五代后唐时期,新及第进士参加此宴,朝廷赐钱四百贯,此宴也改称闻喜宴。
宋朝的闻喜宴分为两次,先宴进士,后宴诸科。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因宴于汴京城西的琼林苑,改称琼林宴。徽宗政和二年(1112),改宴于辟雍,又复称闻喜宴。元朝改称恩荣宴,在翰林国史院举行。
明清两朝的恩荣宴,均在唱名后次日在礼部举行,由皇帝钦命大臣一员做主席,读卷、执事等官及新进士均参加,其中状元一人一席,榜眼和探花两人一席,其余进士四人一席。宴饮结束,众进士谢恩而退。
其次是参加释菜、释褐礼。释菜是古代入学时祭祀“先圣先师”孔子的礼仪。在科举时代,应试者或中式者集体赴国子监孔庙行礼,称“谒先师礼”。这一礼制始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此后历代沿用。明清时期,由状元率领新进士到国子监谒先师孔子庙,并举行释菜礼。
褐是粗毛或粗麻所织的短衣,旧时用来指贫穷之人所穿的衣服。释褐也称解褐,就是脱去平民百姓的布衣,换上官服,也就是改换身份、开始做官的意思。在宋朝,平民穿白色或黑色的衣服,低级官员穿绿色的官服。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赐新及第进士及诸科举人绿色的袍、靴和笏,从此,登第者还没有做官而先释褐,就成为制度。
明清时期,释菜礼和释褐礼往往相继举行。先由状元率诸进士,到大成殿祭祀先圣先师,意思是读书人受的都是孔子的教育,如今中进士、得科名,飞黄腾达,自然要谢“圣人”。接着诸进士脱了旧衣换官服,再到彝伦堂,拜谒国子监的主管祭酒和副官司业。
最后是刻题名碑。在唐朝,新及第进士在曲江宴饮之后,齐集于慈恩寺的大雁塔上题名,同年中公推一名善于书写的人,将所有新进士的名字,题写在塔壁上,当时称之为“雁塔题名”。宋朝开始刻碑,称进士题名碑,元代开始在国子监立碑,但宋元时期的进士题名碑,现今基本无存。
明清时期,新进士释褐之后,由礼部奏请,命工部拨发银两,在国子监刻碑立石。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后,为了节省银两,改由各位进士捐资,结果立碑刻名的传统一度中断。乾隆二年(1737),仍规定由工部拨款,除如例建碑外,还将各科题名碑补立。只有光绪年间的最后两科,因为裁撤国子监,朝廷没有给建碑银,而由两科进士捐资补建。现存于北京孔庙的77座明朝进士题名碑、118座清朝进士题名碑,正是因此而来。
进士题名碑的建立,对于进士个人而言,意在显亲扬名,对于朝廷来说,则是为了夸示王朝的文治繁盛。“据老辈人云,从前立此碑时,所有全榜进士,都要公服前来行礼,乃是谢恩之意,因皇帝与大家立此碑,俾得永远留名,故须行礼谢恩。后来就模糊了,然立碑时仍有不少进士去参观,不过只是私人的举动了”(《中国的科名》,第131-132页)。
新科进士除了在京城参加上述这些集体庆祝活动之外,还要回乡和家人、亲友、乡亲乃至死去的祖先一起庆贺。新进士之家,首先要改建原来不够阔绰的大门,新建一个大门楼。一则以应“改换门庭”的说法,二则便于在大门上悬挂“进士”或“进士第”的匾额。其次,还要在家门口竖起两根朱红色的旗杆。尽管有的家庭因为家境不充裕不堪如此浪费,或者不愿意过于招摇,但因为进士极为稀罕,而且中了进士,都要做官,所以很多家庭宁愿破费,一些乡民也不以此为张扬,很多地方比如山东地区,这种风气就很兴盛。
“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中了进士,得了科名,旧时往往被认为是多重因素所致,其中包括了祖宗的功德,所以范仲淹说:“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个人不过是家族血脉链条中的一环,一个人的荣辱兴衰,和整个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了进士之后,回家上坟祭祖,或者先在祠堂祭祀,再上坟叩拜,就绝对必要。意思是要把自己中进士的喜讯,告诉死去的祖先,让他们欢喜,另外,也是知恩报德、不忘根本的表现。这时祭祖,自然比平时隆重许多,除了有亲友陪同之外,还有赞礼员和吹鼓手,庄重而不失热闹。很多大的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明文规定,族中子弟如果高中进士,家族会动用公款,大宴宾朋,演戏娱乐,以示庆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它最大的魅力在于藉此可以出仕为官。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诏令:“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明史》卷七十)这就彻底堵死了其他的出仕途径,将士人都驱赶到了科举考试这一座独木桥上。通过这座独木桥、成为进士之后,“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人生之路别辟新途,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明清时期,一甲三名进士于放榜之后,立即授予官职,状元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而其他进士则要经过朝考,根据朝考的结果,结合会试后复试和殿试的成绩,确定朝考的等第。一等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等用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等,三等选任各地知县。因此,中进士,得科名,意味着读书人终于用精勤的努力,叩开了通向权力的大门,实现了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跨越,完成了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转换,并将由此获得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