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北诗话》诗学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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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济北诗话》是日本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诗话著作，也是日本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作者虎关师炼，在日本五山时期便以诗文著称，被称为“五山文学之祖”。《济北诗话》中记述了虎关师炼对中国诗人、诗作以及诗论等方面的评述，当中鲜明地表现了其“诗言志”“适理”“雅正”等诗学观念。其诗学思想深受中国诗学思想的影响，但却也富含着其个人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诗话 诗言志 适理 雅正 尽善尽美 《济北诗话》
《济北诗话》是日本五山诗僧虎关师炼（1278-1346）所著，是其二十卷文集《济北集》中第十一卷。这是日本首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在日本诗话史上的意义与中国的《六一诗话》较为相似。虎关师炼曾以诗文著称，对汉文、汉学涉猎颇深，其在日本五山文学中，特别是在五山时期的汉文学创作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虎关师炼对中国的文学典籍有着较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对于中国的诗文他不仅有深刻清晰的认识，同时还有着自己独到的感悟见解。这在《济北诗话》中就有较为鲜明的体现。
《济北诗话》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十一则。其完全继承了中国诗话的体制特色：即以一条一条长短不一的、互不相关的、随笔式的条目连缀而成。其记述内容上也较为驳杂。《济北诗话》中记述的内容涉及了中国的诗人、诗歌、诗论等诸多方面。当中评述论及的便有周公、孔子、陶渊明、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韩愈、韦应物、贾至、王安石、梅尧臣、杨万里、刘克庄、朱淑真等数十位中国诗人，并涉及到了《诗人玉屑》《古今诗话》《城斋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等数部中国诗话著作，另外，当中还涉及了《梵网经》《广灯》《起世经》等佛门经典。短短三十一则，寥寥数语，却语涉颇广。极为鲜明地反映出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文以及诗论思想涉猎之广、之深。
虎关师炼曾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中以诗文创作著称，其一些诗作几乎可与中国诗作相比肩。同样，虎关师炼在诗文理论方面的心得体会也应被人重视。《济北诗话》中记述了虎关师炼对于中国诗人、诗歌以及诗文创作上的种种体会和认识。通过分析《济北诗话》中涉及的诗学思想、文学观念，有助于了解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及其文学观念。
一、诗歌观
《济北诗话》开篇第一则：
或曰：“古者言：周公惟作《鸱^》《七月》二诗。孔子不作诗只删《诗》而已。汉魏以降，人情浮矫，多作诗矣。而诸？”予曰：“不然。周公二诗者，见于《诗》者耳，竟周公世，岂唯二篇而已乎？孔子诗虽不见，我知其为诗人矣。何者？以其删手也。方今世人不能作诗者，焉能得删诗乎？若又不作诗之者，假有删，其编宁足行世乎？今见‘三百篇’为万代诗法，是知仲尼为诗人也。只其诗不传世者，恐秦火耶。周公单二，亦秦火也耳。不则，何啻二篇而止乎？世实有浮矫而作诗者也，然汉魏以来，诗人何必例浮矫耶？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皆形于绪言矣，传记又可考焉。‘浮矫’之言，吾不取矣。”
首则便为诗文创作正名，驳斥了“周公惟作《鸱^》《七月》二诗。孔子不作诗只删《诗》而已。汉魏以降，人情浮矫，多作诗矣”的观点。在其看来，周公和孔子二位圣人诗作必定不少，大概缘于秦火而不得传世。不能因此而认为诗创作之多源于汉魏以来“人情浮矫”的风气。毕竟诗文创作体现的是“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绝不是“浮矫之言”。
在虎关师炼看来，诗歌创作在根本上秉持着诗以言志的思想，具备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这种诗歌观正是源自《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一开篇便阐明了《诗经》在诗歌创作史上的典范地位，并表明了其所认同的“诗言志”的诗歌观。诗歌观是诗人创作诗歌时最重要的理念和理论基石，秉持着怎样的诗歌观，影响甚至决定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虎关师炼在清楚地点明中国诗歌典范的同时，也凸显着他对于诗歌的认识：即用于言志、用于教化。这一认识正与中国儒家的诗教观相合，这也正是虎关师炼所秉持的最基本的诗歌观。
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点明自己的诗歌观念后，紧接着，虎关师炼又先后从更为具体的角度阐明了作诗须重视的一些因素，如“适理”“雅正”之论，即用以进一步表明虎关师炼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具体要求与内涵。
赵宋人评诗，贵朴古平淡，贱奇工豪丽者，为不尽耳矣。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圣人顺时立言，应事垂文，岂工朴云何然？则诗人之评，不合于理乎！
“m理”之论表明虎关师炼对诗歌创作中内质的重视。“圣人顺时立言，应事垂文”点明了诗歌的最佳源出即在于应运而生，也就是触物感兴，只有这样创作出的诗文才能言之有物、言之合理。“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言有物、言合理才是诗歌创作需要秉持的根本核心，而不应该舍本逐末，仅注意到形式上的平淡或奇工。诗歌高低更多的在于当中表现的“志”、抒发的“情”。
夫诗者，志之所之也，性情也，雅正也，若其形于言也，或性情也，或雅正也者，虽赋和，上也；或不性情也，不雅正也，虽兴，次也。……其思念有正焉，有邪焉，君子之者，去其邪，取其正，岂以其无事忽焉之思念为天，而不分邪正随之哉？……况诗人之者，元有性情之权，雅正之衡，不质于此，只任触感之兴，恐陷僻邪之坑。昔者仲尼以风雅之权衡，删三千首，裁三百篇也。后人若无雅正之权衡，不可言诗矣。
“雅正”之称，强调诗人作诗时要以雅正为权衡。《诗》有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六艺”从形式到思想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发展的基础。正是以《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雅正观念自古传承于诗歌创作之中，成为了诗歌创作最重要也是最正统的创作理念。《诗经》中的“风”与“雅”体现出的是诗歌创作应该包含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中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与“风雅精神”的主张相同，虎关师炼在这里也鲜明地指出诗人作诗要“去其邪，取其正”，秉持“雅正之衡”，不能“只任触感之兴”而陷于“僻邪之坑”。虎关师炼提出的诗歌“雅正”观也正是得于《诗经》中的风雅精神。在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中，诗歌出于性情兴感，是诗人抒发感情与心怀自然而然地流露，而这些流露出的情感表现在诗歌中时却是要合于“雅正”的规范。“雅正”的重要性被虎关师炼定位到了“后人若无雅正之权衡，不可言诗矣”的高度。可见，在创作诗歌时，诗人必须要以“雅正”为权衡，以确保诗作之正。
另外，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观念中，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观念与创作是其所重视并极力推崇的，而被视为中国诗歌典范的《诗经》也同样受到了虎关师炼的关注。其主张的“学道忧世、匡君救民”的诗歌创作观，以及对诗歌“适理”“雅正”的强调都彰显出其诗学观承续自以《诗经》为诗歌典范的诗歌观。这也展现出虎关师炼作为一位日本的h诗创作者在诗学源出上的选择与自信：汉诗创作并非学于中国当代（日本五山时期时中国大致处在宋代），而是本于诗歌创作的源出――《诗经》，表明其在诗歌学习上的正统性与传承性，内含着在日本的汉诗创作是与中国的诗歌创作同源而出亦可并肩而立的思想观念。
二、“人才”观
在《济北诗话》中，虎关师炼多次提及诗人之才。在其看来，诗人有“上才”“下才”之分，才能高低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人诗歌创作的成就。
诗贵熟语，贱生语，而上才之者，时或用生语，句意豪奇；下才惯之，冗陋甚。
又，“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始大坏者”非也。夫人有上才焉，有下才焉。李、杜者上才也，李、杜若有和韵，其诗又必善矣，李、杜世无和韵，故赓和之美恶不见矣；元、白下才也，始作和韵，不必和韵而诗坏矣，只其下才之所为也。……夫上才之者，必有自得处，……下才之者，少自得处，只是沿袭、剽掠、牵合而已，是杨子之所谓“大坏”者也，只其下才之所为也。宁赓和之罪哉？
虎关师炼认为诗人才学能力的高低深刻影响着其创作出的诗歌的优劣。严羽《沧浪诗话》便有“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论述，正式指出写诗的才华是一种特殊的才华，跟学问高低没有关系。这份才能并不是单靠后天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的，而是和与生俱来的天分相关。基于对诗人诗才的认识，虎关师炼指出“上才”诗人“必有自得处”，而“下才”诗人则“少自得处，只是沿袭、剽掠、牵合而已”。“自得”是触物而能感兴，并实现自我创造，最后在发言为诗时能“适理”且合于“雅正”。好诗并不会受外在形式体制的约束而变成坏诗，同样坏诗也源于诗本身的不佳，而不应牵连到诗歌体制、体裁的好坏之上。明确诗人的上才、下才之分，有助于客观地认识诗歌中不同的体制、题材、语言、韵律等因素的作用。可以说，诗歌的好坏不能归咎于其所使用的体制、题材、语言、韵律等因素之上，在虎关师炼看来，诗人才能的高低才是根本决定性因素。所以，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便以诗人的才能为根据来反驳中国诗话中类似“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始大坏者”的思想观点。
三、诗评观
《济北诗话》中多处记述了对中国诗歌的品鉴与批评。虎关师炼在对中国诗的品评论述中多主张秉持“尽善尽美”的标准。虎关师炼的品鉴虽深受中国诗评的影响，却也没有完全以中国原本的品鉴马首是瞻，而是在了解中国诗评的同时，或认同或反对，却都充分表达了虎关自己的观点和喜好。
欧阳文忠公称赏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山谷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或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矣系于人。”予谓，二联美则美，不能无疵。……二公采林诗为绝唱，我只以其尽美矣、未尽善矣言之耳。《古今诗话》曰：“梅圣俞爱王维诗有云：‘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善矣；夕阳迟则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也。如杜甫诗云：‘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此了无瑕h。”如是诗评为尽美尽善也。
在虎关师炼看来评诗既要重视“美”又要重视“善”。“美”在于诗中的辞藻、韵律；“善”在于诗从内容情感到形式体制的完善。在品鉴诗歌上，总是要将这两方面都重视起来。对于中国诗歌的品评虎关师炼常发自己的品析感触，有赞同亦有驳斥：
《遁斋闲览》云：“凡咏梅，多咏白，而荆公诗独云‘须捻黄金危欲堕，蒂团红蜡巧红装。’不惟造语巧丽，可谓能道人不到处矣。”荆公此诗，丽则丽矣，“能道人不到处”非也。……遁斋过称，可笑矣。
“可笑矣”一语在《济北诗话》中数次出现，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歌、诗人、诗评的批评具有自己独到的感悟。这些感悟的表达一则出于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文的熟悉，一则也表现着他对自身汉诗文造诣的自信。能这样态度鲜明地反驳中国诗评以及诗论；能观点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是《济北诗话》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又深刻影响着日本之后的诗话创作，让日本诗话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好议论并能不拘囿于中国诗话的创作特色。
四、结语
《济北诗话》是日本第一部独立创作而非编纂的诗话著作，当中记述了不少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观念。从这些记述来看，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更多地受到中国的“诗言志”“风雅思想”等诗教观的影响。在他看来，诗歌用以抒怀言志，更是用于匡君救民。诗歌创作绝不是文人的游戏，它有着极为严肃的社会功用。在诗歌品鉴上，虎关师炼力求“尽善尽美”，并以自己独到的感悟品鉴着中国的诗歌、诗论。通过对《济北诗话》的浅析，可以大致分析出虎关师炼所秉持的关于诗歌的创作观、鉴赏观等，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位汉诗文才能不输中国诗人的日本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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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