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侯导拿下金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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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5日，对我来说，可算是别有意义，因为25年前侯孝贤导演以《悲情城市》在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影展夺下金狮奖，那是台湾电影第一次获得金狮奖，也是华语电影第一次获此殊荣；更是继黑泽明1951年以《罗生门》荣获金狮奖后，事隔38年，亚洲电影再度薪传，金狮从日本的黑泽明，交棒给台湾的侯孝贤。当时台湾各地欣喜若狂，不单是电影界，这事更成了全体老百姓的关心焦点，大家开始去了解什么是金狮奖，连远在威尼斯现场采访的我们，都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当然，我没有接受，因为忙着采访、写新闻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工夫去受访？更重要的是，我很清楚那条界线，当时我是采访者，并不是代表团的一员；当然，予有荣焉是一定的，尤其是看到侯导站在台上接过金狮，当听到他说出得奖感言：“总觉得过去一直进行的像是钻木取火的工作，如今火苗已点着，希望这把火能继续烧旺下去！”回头再看看台湾电影当时的环境，感慨之余，真的很佩服这群人的坚持，大概侯导夫人在得知他得金狮后口吐真言的一句话，最为传神：“应该的！”

那个年代不比今天，如今去世界四大影展，有如家常便饭；如何操作宣传，也都熟门熟路；影展有哪些规矩，大家也很清楚。那次是台湾各大媒体第一次大规模派员至威尼斯影展，为了这次采访，记者们还跟报社上演了一出“谍对谍”的戏码，以争取报社的同意，我们分别回去跟长官报告，哪些报社可能会派人前去。1989年，台湾报禁解除后不久，报业一片欣欣向荣，各报拼新闻拼得紧，一股劲地往前冲，就这样，基于新闻竞争，各大报都派员前去。

其实各人争取采访的遭遇各有不同，我虽上报各报情况，但因直属上司也是新闻界老前辈，当时记者跑影展的经验，多限于亚太影展，游玩招待性质多于新闻报导，所以他的意见是“我们以前还没去过亚洲以外的地方采访”，并不顶赞成这次采访计划。但我认为“以前没，不表示以后没”，《悲情城市》都已入围竞赛项目，这是台湾电影头一遭，当然应现场采访，有自己的观查，还好上层同意我的看法，因而成行。得知得奖后，上层主管从台湾跟我通电话时还脱口而出：“这次赌对了！”原来当时他也在冒险！那年代，这样的计划，对他，对报社，对台湾新闻界、电影界，也都是第一次。

闯过第一关后，我开始申请采访证件、订旅馆。其实照影展正常时序来看，都已晚了，没办法，只好托人，旅馆由制片方年代公司帮订，跟工作人员住同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匈牙利旅馆”。那家旅馆够古典，但通讯实在古老，国际电话一率到柜台去打，半夜报社打电话来，柜台人员还要到我房间敲门，人得咚咚咚地跑下楼去接电话。证件嘛，要照规定，至少半年前就开始申请，但半年前参展的都还没个影儿呢，所以请前阵子刚来过台湾的马可・穆勒，短短一个月内办好，我们也都拿到了粉色证件。前往的媒体有《中国时报》的我、《中时晚报》的焦雄屏（焦老师先随侯导去多伦多影展，之前的晚报新闻由我发稿，待她到威尼斯后，晚报新闻由她接手），《联合报》的蓝祖蔚、《民生报》（联合报系）的褚明仁，自立报系的陈鸿元。

《悲情城市》会不会得奖？行前谁也不知道，只知这部片子的气势已起。从开拍起，这部电影就做法不同，制片人邱复生邀来熟悉国际影展宣传的舒琪安排各国影评人前来采访，计有《法国电影笔记》《纽约时报》《村声》《Variety》等重量级媒体，国际曝光率大增，重要的评论人都知侯孝贤正在拍这部作品；影片剪接期间，国际采访邀约不断，而且参加的影展从以往的二级跳升到一级的多伦多、纽约等影展。所以出发到威尼斯前，我就先做了准备，约了创作小组包括侯导、编剧吴念真、剪接廖庆松、声音杜笃之等人，在当时侯导常去的元茶艺馆里专访了两个多小时，留下一篇约8000字的长稿，还请先前参加夏威夷影展时认识的纽约影展总监理查・潘尼亚写下对《悲情城市》的推荐文字，就出发前往威尼斯影展 了。

《悲情城市》是在影展后半段放映，侯导先去参加多伦多影展，才率部分成员来威尼斯，那时我们已在威尼斯好一阵子，也看了记者放映场。影展上首次放《悲情城市》，多半观众摸不着头绪，不但人物多，剪接手法也不同以往，省略部分有时接不上，这是一般观众的反应；但影片里弥漫的诗意，也是观众赞赏的部分；尤其音乐，多数观众都很喜欢……所以该片在威尼斯正式映演前，是否能夺金狮，还真是生死未卜。

而侯导，则是一路坐着经济舱飞来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