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特征及其对国内相关企业管理的影响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特征及其对国内相关企业管理的影响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家族企业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受到不同的综合背景影响，体现出不同的学科发展进程和特点，但国内外的华人家族企业仍存在一些共性。海外家族企业跟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和转型比国内更早，特别是特定法制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特色值得研究和借鉴。总体上看，家族企业向更广社会资本的开放，以及结合社会文化与法律背景来改善家族制是家族企业实践和研究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于正处在二次创业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国内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也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华人企业；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家族制
基金项目：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630199)。
作者简介：谢宏(1973-)，男，湖南沅江人，管理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85-04 收稿日期：2009-11-06
一、引 言
在近年兴起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华人家族企业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群体和样本。由于国内民营企业普遍采用了家族制作为企业的管理和治理模式，同时，儒家文化对国内外华人企业都有强大影响。因此，当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开始注重对企业制度和家族治理的效率进行改进时，国外成功的家族企业成为首选学习和借鉴对象。本文首先分析华人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在家族企业理论中的地位，然后，对国内家族企业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最后对海外华人的家族化公司治理模式展开具体介绍和分析。总体上，希望对海内外不同环境下家族企业展现出来的特征进行联系和比较，从海外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经验中发现国内家族企业的借鉴之处。
二、地域差异使华人家族企业成为独立研究主题
在整体性的家族企业理论中，华人家族企业有其特殊性，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主要原因是：第一，家族企业研究实际上包含家族化管理和家族企业两个内容，华人企业不但在组织上多为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和家长作风也很普遍。第二，家族企业与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很密切，华人家族企业在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方面具有更大的关系性特征。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的家族企业相比，华人家族企业在制度和行为的标准化方面有很大差异(陈凌，1998)。第三，华人家族企业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治理文化上都强烈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家文化”在企业和社会中影响广泛而深远(储小平，2000)。第四，家庭生活模式方面，东西方差异也使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有巨大区别。
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研究也有地域差异，比如北美的家族企业重视战略和公司治理问题，澳大利亚家族企业重视沟通与信任问题，德国家族企业注重产权问题，东欧地区则重视代际传承问题。各地家族企业研究的这种差异很容易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找到原因，也说明家族企业研究跟地域特征结合的重要。就国内家族企业研究的总体而言，在研究的范式演进、研究对象和关注重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社会化，家族企业研究已经超越了企业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在资本、制度等方面趋于封闭的家族企业如何在高度开放的环境中继续发展成为研究重点。
国内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较短，研究重点还是企业和经济体成熟前的阶段性问题，侧重社会文化差异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等因素对家族企业的影响。郑伯(1995)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为基础，从本质性的华人组织行为特征分析了台湾家族企业。他对当前研究提出了这样的批评：绝大多数华人组织行为的研究都是在检验国外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或概念，而且几乎到泛滥的地步。这种复制性研究惟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如果发现不能获得同样结果便以研究设计和样本不对等原因来推脱，少有人去挑战理论或概念的缺失，或这些理论和概念对华人组织所彰显的意义。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组织行为研究成果的学习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对华人社会组织行为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思考。
因此，华人家族企业研究不仅仅需要强化共性的家族企业理论基础，还需要对特定地域中的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华人家族企业在企业资源和治理模式方面的特色。这不但是华人家族企业研究取得进展的要求，还有望把局部经验上升为一般化的理论发现。
三、国内家族企业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问题
从家族企业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研究与企业实践情况不同步。这里显现出一个悖论：当家族企业刚开始出现，需要学术界为它们的生存空间提供理论支持时，大部分学者几乎只关心国企改革的问题；而当家族企业依靠“草根力量”已经从夹缝中成长起来，需要对一些战略和治理方面实现突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理论界才刚开始谈论诸如“家族制是民营企业不得已的选择”、“家族制好不好”之类的价值判断问题。这种局面的形成虽然有学术研究发展过程的原因，但还有后续家族企业研究需要注意的深层次原因。
(一)国内经济与管理学科渊源和发展特点影响了家族企业研究态势
由于国内经济学科体系发展的各种原因，“主流”学者关于企业理论方面的兴趣一直都在国企改革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而且相当多的一些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如股份制、委托机制等。并且，正如汪丁丁(2005)所指出的，对中国整体经济进程和环境特点的未作深入分析，却简单引进和套用西方理论的问题在国内学界很突出。
实际上，相对于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各方达成的共识而言，国内学术界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方面一直落后。在言必称现代企业制度、缺乏制度分析客观立足点的大环境中，学界和企业界急于引进和实践西方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采用的企业管理模式，对于市场经济根源性主体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却持漠视的态度(李新春．1998)。
(二)国内家族企业的实践发展影响了理论研究的进程
由于作为明确企业形态的家族企业所具备的历史相当短暂，这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来分析家族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进程中有几个特点：(1)从体制上看，国内家族企业的发展时间很短，民营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只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2)从经济实力来看，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规模小、产业层次较低、资源获取能力差的原始积累阶段，在官方经济指标体系中没有体现出大的影响力；(3)从企业形态来看，民营企业尚未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形象，企业制度也是与“人治”等印象结合在一起的(张玉利、李华晶，2004)。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一个较大弊端，就是实践引导学术。这一方面是因为文人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因为现实主义的实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民营企业整体上处于非主流地位，这种背景下，在私有产权等问题上提出独立和创新观点、把家族企业作为研究重点的学者当然很少。从中国企业实践和研究的进程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前二十年里企业制度研究形成的重国有轻民营、重现代轻家族的
情况应该被改变，家族企业研究的独特性需要强调(储小平，2000)。
近年来，国内家族企业研究出现热闹局面，这与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格局的调整有关。家族企业研究主要针对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家族企业的定义、重要性、管理专业化和信任等问题。这些具体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国内家族企业理论基础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因素。但是，家族企业研究在整体进程上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1、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非此即彼”式的价值判断型争论不利于建立客观、系统的家族企业理论基础。当前国内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两个研究主题一直都不能统一到一个体系。在讨论中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要么简单否定家族制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而直接倡导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要么被动地去证明家族治理的优越性。这种价值判断型的争论使得家族企业研究处于封闭状态．无法与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等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接轨。
2、家族企业理论研究需要联系实际，但学术研究不能受制于企业实践。国内的家族企业研究缺乏理论研究对实践活动的建设性和批判性，研究内容受当下政治气候和管理实践所左右，家族企业研究可以说是受制于企业实践而又落后于实践。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家族企业通过各种“粗放”、“草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完成资本积累，需要在企业规范化治理方面进行反思和改革时，学术界还难以在战略选择、控制权代际传承等方面提供有操作性的帮助。
四、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儒家文化影响
企业的治理模式通常都会受到所在地区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这一点在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之后已经被广泛认同。此外，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更容易受到社会文化方面影响，从而体现出地域性特征。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与是与华人在海外移民及发展过程相伴随的．受到当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强大影响。为了融人当地社会和经济体中，华人家族企业通常都采用了制度上的灵活性策略，但在治理理念和企业文化方面却又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因此，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体现出资本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复合特征，这种特殊的制度和文化安排为企业扩张提供了动力。
(一)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的路径依赖特征
根据以North为主要代表学者的制度变迁理论，企业采用何种制度、文化和道德基础作为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会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这种特征较多地应用于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研究中。在按地域划分的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类型基础上，针对东南亚地区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注重了治理模式中不同地域文化和制度背景因素的影响，推动了家族企业理论研究的发展。苏启林(2005)认为，东南亚地区华人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非常动荡和复杂，殖民主义和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巨大。这使得华人企业一方面需要在形式上靠近当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也由于环境中的不安全感迫使企业在核心的治理问题等方面采取家族控制。因此，华人家族企业在环境反应和制度选择方面存在路径依赖的鲜明特征。华人家族企业和社会学研究者Wong Siu-lun(1985)认为，华人家族企业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活力和竞争力。他进一步强调地指出，中国经济组织的本质是家族主义。可以说，家族主义就是海外华人企业的路径依赖。
Moore(1999)指出，父权主义(paternalism)、人际关系(personalism)、机会主义(opportumism)和柔性(flexibility)是华人家族企业管理的基石。这些因素都是华人家族企业在治理模式上的路径依赖特征，可以看做是企业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种适应性特征。在亚洲经历了“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之后，华人家族企业的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香港的家族企业被认为发展和转型较好。吴斌(2003)对比了香港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治理情况，他认为香港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相对成功在于两点原因：第一，家族企业自身的治理模式改革，包括家族监督机制的建立和专业人才的招募与授权；第二，金融市场相对发达，包括推出机制的完善和对家族企业的约束。
总体上看，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体现出新的路径。那就是在管理层面健全职业化的经营团队，根据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新兴市场中成功的家族企业从第二代起便开始强化专业的董事会职能，从而实现较大程度上的团队治理。尽管家族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它对资源和制度的影响都开始通过正式途径和方式。在战略控制和所有权层面，成功实现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家庭和企业之间的模糊财务边界具有正负两面效应，但也构成了家族企业特殊的资源优势，家族企业可以顺利度过经济低迷时期而具有更高的战略持续性(Hoffman等，2006)。此外，海外家族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外部的治理主体和压力也开始进入家族企业内部。
(二)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中的儒家文化影响
Redding(1991)在一篇华人家族企业文献的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此封闭的组织怎样带来这么有效率的经济?”，他认为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超越组织内在局限性的关系机制。
实际上，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下存在一个问题：家族控制的华人企业在取得强大经济实力之后被当地社会赋予了某种特殊色彩，继而被带有敌意的眼光审视，印尼等地的排华事件就是一种反映。在企业内部，家族企业在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先天问题也随着企业发展而逐步暴露和严重化。作为一种调和，华人家族企业将儒家文化融人到商业文化中，通过“家文化”的柔性力量来解决企业的环境适应和内部治理问题(Tsang，2002)。
这种适应性的制度选择被Redding(1991)以“弱组织、强关系”的治理特征来描述，他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的战略有效性来自其关系网络强度。Redding的分析建立在超科层制理论框架上，强调了以儒家文化为导向的关系和信任机制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引导下的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还有一个原因和背景，那就是华人社会的信息特征。美国人类学家Hall把各地区划分为“高文本文化”地区(比如美国)和“低文本文化”地区(比如中国)，而人际交往则会因为信息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Boiso等(1996)更具体地指出，信息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度(信息是否以成文、准确的形式存在)，另一个是分散度(信息在多大范围内为社会成员所理解，并在多大范围内得到一致遵守)。
华人社会刚好是处于低文本文化特征下，信息的两个维度都很低：信息往往不规范(即便有成文的形式也还有潜台词)，同时，准确而有质量的信息通常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家族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信息传递和保存单元，这也是为什么家族企业如此关注信任问题的原因。同
时，儒家文化在形式和内涵上也具备很大的扩展性，甚至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儒家文化“人世”很深，并不是仅仅停留于高深的哲学领域。这些都使得儒家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为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潜在指导规则。
在这种文化和信息特征条件下，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在权利和信息分享方面就体现出一种封闭性。一方面是核心权利圈子局限在家族的基本范围，另一方面是权利和信息的开放也以差异结构为路径，而开放过程则主要依托信任机制而展开。但家族企业的治理不可能只涉及到家族内部成员，家族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与外部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储小平，2004)，信任机制就成为一个纽带。福山(2001)认为，社会信任资本的匮乏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向纵深化扩展，家族员工和非家族员工，尤其是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委托一机制难以真正根植于家族企业。但信任机制要真正产生作用，使得家族外部人才能够从利益和心理上与家族保持一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作为华人社会基本信仰的儒家文化则能提供帮助。
因此，在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华人家族企业治理过程中，企业的治理行为明显地体现出另外一个特征：关系治理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在内部治理方面如此，关系在外部治理和社会资本获取方面也非常重要。Peng和Luo(2000)的经验研究指出，华人家族企业通过政治关系可以获取利益。
五、结论和建议
总体上看，家族企业及其研究在国内外既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速度，也有内在一致的分析基础和方向。最大的不同之处来自中国国内的体制环境和二元经济特征，家族企业在国内的发展仍然受到强大的外部政治和社会影响。因此，机会主义仍是国内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策略。这种机会主义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企业的产业选择体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经常出于短期目标而进行非相关多元化投资，从而难以形成业内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领先企业；其次，企业的持续经营成问题，特别是近期经济危机应对措施中存在明显的“国进民退”效果，使家族企业和民营经济部门的生存空间在缩小；第三，由于财产和权利保护环境等因素，家族企业在企业长远发展和家族财富实现之间存在矛盾，近期几个著名的民族品牌出售套现案例说明企业家有“落袋为安”的心态。
考虑到制度变迁的时间长度，国内家族企业短期内很难在上述问题上得到很大改善。因此，企业在自身发展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除了政策环境外，中国总体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也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这些都将使家族企业采取外部适应的机会主义。同时，强大的外部不确定会强化内部治理的家族化。因此，家族制仍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治理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家族企业研究如果仍围绕家族制是否合理等价值判断问题将很难有助于企业实践。从理论发展和企业实践两个角度来看，未来的研究需要针对外部动态环境的不同特点，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和战略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能取得成功，其研究能走在国内理论前面的原因在于：外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有明确的预期条件下，家族企业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企业内部。中国正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建设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从理性预期角度看，若干问题上给出明确的承诺性意见可以达到长治久安效果。家族企业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和内部契约复合性，要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制度支持和管理工具的话，家族企业的“异质性”研究需要成为该领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