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商帮与同乡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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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帮”敢抢先机

我国各大商帮中,广东商帮极具代表性又尽显其独立品格。广东人的重商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宋时,佛山陶业兴盛,有“南国陶城”之誉,“佛陶”至今仍是名品。明清之际,佛山空前繁荣,商贾云集,市肆繁华。

重商文化深深镌刻于广东人的血脉之中,也是粤商从事商业活动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由其衍生的平民意识和平等观念,也造就了岭南文化多元、实用的心态特征和开放、冒险、求变的观念,构成广东商业文化的基础和精髓。

广州和肇庆地区很早就有向外迁徙人口的传统。绵长的海岸线和造船业为广东沿海居民的商业活动创造了极大便利。广东地狭人稠,长期缺粮,耕地极少,迁徙就成了粤人重要的生存之道。鸦片战争之后,粤省浩劫空前。19世纪50年代,粤人纷纷去往美国淘金,自此开始的海外移民热潮延续数十年,除美国之外,南美、加拿大也出现了众多粤人移民。由于迁徙频繁,粤商习惯于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内有水路、毗邻香港澳门、面向大海大洋,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广东商帮的对外经营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粤商先后到过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国,以中国产品进行贸易,获利甚巨。而在国内,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也把粤商吸引过来,到19世纪50年代,上海县城已聚集广东人八万之众。

潮州的粤商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经销垄断,许多粤商也以其良好的英语底子和先前拥有的对外贸易经验走进了洋行。但粤商不是守财奴,而能把一分钱变得更多。在洋行赚钱后,他们迅速投资造船、修船、棉纱、航运和丝茶贸易,财富日增。尤其是20世纪初至中期,由粤商投资的永安公司以及后来的先施、新新、大新四家百货公司相继落成,在上海商圈横空出世。这正是粤商在近代上海商业界的标志性符号。这种强势商业地位左右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海乃至全国的消费时尚和经济风向,并与稍后崛起的宁波商帮把持的银行金融老大地位交相辉映。

粤商在与外国经济势力的砥砺、摩擦和交锋中打磨出自身商业品格,他们敢于打拼,冒险开拓,大胆进取,为人之所不敢为。而直面海洋的地理环境又使粤商表现出开放豁达和崇尚功利的心态。这使他们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尤其是国际商业贸易中往往占得先机,立于不败。

据清人粗略统计,在广州商帮中,来自顺德、番禺、南海和新会等地构成主要人群。广东人的敢吃天下闻名,而在商业活动中的勤劳和吃苦同样毫不逊色,他们以追求金钱为人生要义。几乎所有广东富商都是从小商小贩起家的。其发财精义即在于“敢”(大胆突破)和“先”(先行先试)两字。

广东商人的忙碌是出类拔萃的,既为生计也为挣钱。风风火火是广东商人们的突出品质。机会和时机这两个概念牢牢占据着他们的商业活动。办事节奏快、效率高、领先一步,成了粤商的代名词,与其做生意,慢条斯理就可能丧失商机。

广东商人的开拓和标新立异亦值得称道。所谓敢为天下先,从早期粤商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故成著名侨乡。众所皆知,广东海外商人至今已成巨大势力。

新会盛产蒲葵,迄今约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种植和贩运也十分悠久,按远销地区分,上海、汉口、镇江、四川和长沙,并延及大连、天津、烟台、青岛、济南、福州等地。蒲葵深受国人喜爱。新会商人黄灵翘把葵扇、柑皮等销往四川,再购川药销于广东而发大财。除了蒲葵,新会产的柑、桔、橙、烟丝、茶叶、夏布和蚕丝等,也享誉大江南北。

“福建帮”绝处寻机

福建的地域环境与广东相似,少耕地,绵长的海岸线构成天然良港。福建人大多自汉、晋以来因战乱从中原迁徙而来,其商帮主要由闽南和闽西两地商人组成。

闽南商人靠海吃海,表现为外向型,他们以海运为主,是13世纪到19世纪海外华商的领军集团。唐代中国的海上交通已成一定规模,泉州港在当时盛极一时,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闽南商人的触角开始伸向朝鲜、日本和南洋各国。至宋元时代,泉州已是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是“内外勾结”,很大程度上也是时势所迫。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同时又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只要有利可图,福建商人就不会放弃,海上贩运,兼营“陆上”,或“水陆两栖”,可谓两不耽误。明清两朝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贸易紧密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与闽南相比,闽西因山地阻隔贸易难行,商人群体也出道较晚,直到清代才羽翼渐丰,成为福建商帮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闽西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剧增,居民逐渐向外发展,贩卖本地物资。闽西商人以永定、上杭、龙岩、连城和长汀等地为众,虽然资本远不及闽南富有,但闯劲丝毫不输于同省兄弟。闽西以土特产经营为主,其山地木材、茶叶、烟草和纸张等都是行销全国的名牌产品。比如产自上杭的经济作物蓝靛制成品几乎一花独放,奠定了“福建之蓝甲天下”的营销地位。

以贩海为生的福建商帮,无疑是明清王朝实行海禁的最大受害者,但福建商帮正是在与禁海政策的抗衡和冲突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常以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抢劫,因此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明代厉行海禁,但福建商人仍然寻找缝隙拓展海上贸易,甚至不惜以身试法。福建商帮在宋时就在上海活跃,他们同样来自贩海者,主要行当集中于航运、砂糖、棉纱、檀香、海鲜、木材、漆器和炒货水果等。

上海原南市区大东门外,至今还存有一条“咸瓜街”,闽语中“咸黄瓜”与“咸黄鱼”同音。黄鱼是福建泉州漳州两地船商运抵上海的主要交易产品,黄鱼汛期与黄瓜上市季节大致相同,船商们通常落脚聚集于此,咸瓜街因此得名。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仍是上海海鲜集贸市场之一。久而久之,咸瓜街自然成了福建商帮在上海的重要贸易据点。福建兴化、莆田盛产优质桂圆、荔枝,这一行业被当地商人垄断,这条街上的桂圆商号也在上海大行其道,闻名遐迩,又从这里开始向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伸。

福建商帮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产业是糖业。福建是我国蔗糖出产主要地区,福建商人早就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糖业领地,他们以糖业为主业,同时还兼营粮油杂货等。后来又与宁波商帮分别经营自己的地盘。福建商人负责产地的采购贩运,提供批发,宁波商人经营销售。

海上商业活动曾经托起福建商帮的风光和荣耀,海禁终使其元气大伤。上海开埠后,福建商帮虽还占有一席之地,但所涉商业领域无足轻重,与其他商帮相比已显颓势,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洞庭帮”审时度势

苏州吴县境内有洞庭东山和西山,位于太湖之中,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史载,洞庭两山“土狭民稠”,与粤闽两地一样,狭小的土地无法为民众提供生存,所以只能外出寻找机会。

洞庭虽然地少,但盛产棉花、蚕桑、席草、花果等各类经济作物。太湖又适宜鱼类养殖,给洞庭居民创造了商机。

鸦片战争后,洞庭商帮在上海开辟了洋行、钱庄以及丝绸、棉纱等实业,并具相当地位。沈二园是洞庭商帮进入上海洋行的先行者。上海开埠之初,沈二园就来沪经商,寻找机会。1860年,他被上海新沙逊洋行聘为第一任买办。这种身兼外商雇员和独立商人的身份让他如鱼得水。因其无子,外甥入嗣,延续了沈家后人的洋行买办生涯,也为商人成为洋行买办开了先河。继沈氏之后,洞庭东山席氏又向洋行买办业大肆拓展,后来整个家族迁沪。席元乐家族三代14人成为外商银行买办,遂成“买办世家”。英国汇丰、德国德华、美国花旗、俄国华俄道胜等六国著名外商银行都有席氏家族成员,成为上海金融界和商界举足轻重的势力。他们所获的财产也相当惊人。

洞庭商帮在上海的钱庄业经营也十分了得。太平天国战火延及江南,洞庭自然不能幸免,于是纷纷来上海避难。一些已经在典当、洋布和买办等行业获得巨额财产的洞庭商人们看准机会投资钱庄。早期,上海10多家钱庄出自洞庭东山严氏、万氏两家,后来,买办世家席氏又以雄厚实力投资钱庄业,到19世纪30年代,先后开设了30多家钱庄,在上海钱庄业的地位非同一般。正因席氏家族洋行买办的强大势力,其投资钱庄业后几乎控制了整个业界。

洞庭商帮在书写上海洋行买办和钱庄业高人一筹的大手笔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统商业强项丝绸棉纱业。由于与上海相邻,洞庭丝绸早就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先机。早年的上海丝绸经营业都出自洞庭商帮,同时还兼营出口,为中国民族产业发展贡献颇多。后来相继开设了一定规模的绸庄。东山席守愚在上海开设大纶绸缎局,被推举为上海绸缎公所会长。东山金氏经营纱业发财后被推举为纱业公会会长。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给他们创造了贩运的良机和厚实的丝绸纱布资源。他们以此起家,兢兢业业,不断开拓经营项目,终于打出自己一方天地。成为上海的商业移民后,他们更加勤勉,除了在洋行买办业称雄一方,还控制了钱庄业,并使传统的绸缎纱布业逐渐走上了规模化发展之路。随着时间推移,商帮中有识见之士逐渐将商业利润投入工业,先后创办了上海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恒源祥绒线号、恒丰毛绒厂、大同橡胶厂等实业,席润身还创设了中国第一染织厂,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成为响当当的民族产业品牌,也催生了洞庭商帮一批早期民族资本家。

洞庭商帮十分重视市场行情,及时根据商品市场的占有情况调整经营策略,不拘成规,见机行事,见利而动。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沪商帮发展受阻,但洞庭商帮凭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特有的嗅觉、灵活的经营策略而逆势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