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敦煌文博会再现丝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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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很早就开始发生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但是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路线却一直没有概括性名称。1877，柏林大学教授李希霍芬在他的地理学名作《中国》一书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名。

丝绸之路的开辟，归功于张骞通西域。公元前 126 年，张骞历尽艰辛，从中亚大夏（今阿富汗西北）返回长安。汉武帝从张骞那里了解到葱岭（今帕米尔）以西居然还有如此广阔富饶的西方世界，于是不惜动用数十万人在中国西部修长城，并在敦煌西部设玉门关和阳关。其目的无非是要隔绝羌胡，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边塞诗所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张骞通西域到16世纪，丝绸之路的繁荣一直延续了1800多年。16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与印度和中国在海上建立了直接联系，古老的丝绸之路彻底走向衰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撒马尔罕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文明发源地，从此由文明的中心，沦落为文明的边缘。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席近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个伟大战略构想的落实，必将大大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古老的丝绸之路亦将重新焕发青春。2016年9月20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甘肃敦煌举行，博览会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国内有关省、区、市征集展品 8500 余件。殊不知，公元 609 年隋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过一个类似的万国博览会。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Y，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2016年敦煌文博会展品涉及国内外31家送展单位，涵盖了61个国家和国内15个省、区、市。不仅如此，展品还包括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提供的来自30多个国家的艺术珍品，国内省、区、市博物馆所藏文物精品。择要介绍如下：

第一，春秋时期有翼神兽提梁铜B：甘肃省博物馆送展，1999年平凉市泾川县出土。器型呈有翼神兽状，通高30.2厘米，长20.8厘米，宽22.5厘米；提梁呈龙形，腹部两侧各有一回首飞龙浮雕，与夏商周三代传统青铜器造型和图案迥然不同。众所周知，有翼神兽是古希腊艺术的典型器，通称“格里芬”（Griffin）。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在欧亚草原崛起，西征希腊，南侵波斯，并将希腊艺术传入阿尔泰山。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大批有翼神兽毛织物和木雕，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中国境内出土春秋战国有翼神兽青铜器，当即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阿尔泰山斯基泰人文化交流的产物。有翼神兽青铜提梁B的发现，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提前到公元前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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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翼神兽飞龙提梁铜B

第二，鄂尔多斯战国晚期游牧人古墓出土金冠：内蒙古博物院送展，1972年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出土。这件草原游牧人艺术风格金冠，冠顶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重达1394克。半球形顶，冠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鹰头及颈部镶嵌绿松石；下有圆形金饰带，前额两条，后部一条，皆在中部饰辫形纹。金冠两端饰虎或羊、马图案。制作精美，集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工艺于一身。据研究者推测，金冠主人当为战国晚期活跃于鄂尔多斯草原的游牧部落首领白羊王或林胡王。

鄂尔多斯草原战国晚期游牧人古墓出土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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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贵霜武士壁挂毛毯：新疆博物馆送展，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出土。这件毛毯上持矛武士头像，与贵霜王朝（公元1～3 世纪）丘就却钱币上贵霜王头像如出一辙，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初。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在大夏和北印度兴建了许多希腊移民城市，通称“亚历山大城”。20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团在阿富汗西北昆都士市附近发掘的阿伊哈努姆古城，就是一座亚历山大城。尽管大月氏人用武力征服了中亚诸国，但是大月氏统治者却被当地先进的希腊文化所征服。中亚希腊移民入乡随俗，创作了许多希腊与中亚土著文化结合的艺术品，如犍陀罗艺术、大夏艺术等。山普拉墓地出土贵霜武士壁挂毛毯就是在希腊化艺术影响下产生的大夏艺术品。

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贵霜武士壁挂毛毯（局部）

第四，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板：山西博物院送展，太原市隋代虞弘墓出土，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该石椁采用仿木结构建筑形式，通高217厘米，通长295厘米，通宽220厘米。石椁四壁有彩绘宴饮、乐舞、狩猎、出行等图案的汉白玉浮雕。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人（其名源于突厥语“Bulaq”，鱼）。虞弘早年在柔然汗国为官，曾经出使青海湖畔的吐谷浑、中亚诸国和萨珊波斯。北朝时一度“检校萨保府”，执掌祆寺及西域诸国事务。隋开皇十三年（592），卒于并州（今太原），石椁殓葬。值得注意的是，虞弘墓石椁浮雕飞马的马腿束飘带，而日本正仓院藏“联珠纹天王狩狮锦”和法隆寺藏“联珠纹四天王狩狮锦”的马腿亦束飘带。由此可证，日本收藏的两件中国古丝绸实乃隋代之物，而非以前认为的唐代丝绸。

虞弘墓石椁板（西壁西北）

第五，六胡州唐墓石门胡腾舞浮雕：宁夏博物馆送展，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出土。这座唐墓有两扇石门，单扇长 89厘米，宽43厘米，厚5厘米；门枢高13厘米，直径10厘米，两扇门各有一胡腾舞浮雕。六胡州是唐朝为管理突厥降户中粟特移民设置的，六胡州百姓主要是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宁夏盐池县地处六胡州故地，这座胡腾舞石门的唐墓当即粟特移民古墓。粟特人繁衍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汉代在锡尔河北岸康居国（今哈萨克斯坦）统治之下，故中国史书起初称其为“康居”。汉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一直以中亚粟特商人为媒介。例如：汉武帝年间司马相如《喻巴蜀民檄》提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8封粟特文书信，生动描述 3～4 世纪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突厥第一汗国建立后，雇佣粟特人为其经商，并以粟特文为官方文字。 蒙古人民共和国车车儿格勒发现的突厥佗钵可汗墓碑就刻有粟特文。突厥第二汗国根据粟特文创立了突厥鲁尼文，回鹘汗国建立之初亦采用突厥鲁尼文，后来又根据粟特文创立了回鹘文。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草原史官用回鹘文拼写蒙古语，创立了回鹘式蒙古文，而清朝使用的满文则是在蒙古文基础上创立的。由此可见，粟特人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影响之大。

六胡州唐墓石门胡腾舞浮雕（局部）

第六，明代丝绸之路皇家地图：中国保利集团送展，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从日本京都购回。20世纪30年代流散海外，一直秘藏京都藤井有邻馆。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藏家标签称为《蒙古山水地图》。藤井有邻馆一直把它当作清代山水画收藏，秘不示人。据我国学者考证，这幅青绿山水画实乃明代丝绸之路地图， 与《郑和航海图》同为宫内藏图。前者表现丝绸之路陆路交通，后者描述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相当重要，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中世纪世界地图――《伽泰罗尼地图集》 （Catalan Atlas，1375 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 年）、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Fra Mauro’s Mappamundi，1459年）相媲美。不仅如此，它还以实物证明，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并非来自利玛窦传来的福音，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归功于裴秀所著《西域图记》。隋大业初，炀帝重用裴矩，积极经营西域，试图扩大与西域及西方贸易。裴矩便在张掖广招西域商胡，诱令讲其国山川险易、风土人情，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该书图文并茂，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丝绸之路。《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说：隋代丝绸之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喝磐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护密、吐火罗（今阿富汗西北）、挹怛、帆延、漕国（今阿富汗东南），至北婆罗门（今巴基斯坦），达于西海（今地中海）”。遗憾的是，《西域图记》原书散失，内容不得其详。《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相当重要，首次揭开了中国丝绸之路古地图的“庐山真面目”。

明代丝绸之路皇家地图之红海与天方国（麦加）

明儒马理编《陕西通志》收录有这幅绢本地图的嘉靖刻本，图文并茂；地图名曰《西域土地人物图》，文字说明则称《西域土地人物略》。我国学者还在藏明代地图中找到这幅地图的嘉靖彩绘抄本。显然，藏彩绘抄本是兵部用图，《陕西通志》的嘉靖刻本是地方官用图，而藤井友邻馆旧藏彩绘绢本实乃明朝嘉靖皇帝所用皇家地图。如果说张骞通西域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那么，《蒙古山水地图》则生动反映了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