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再掀中西医纷争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诺奖再掀中西医纷争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如果从1912年中医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引发的一段公案算起，中西医之争已经绵延过百年。每隔数十载，总会有一场讨伐中医的激战。理性启蒙和真伪科学之辩，大体都是文化精英们的思想交锋，而自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起万人签名取消中医、方舟子加入阵营再提“废医验药”后，中医废立之争走向了泛众化。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后，争论再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再僵持于对中医在文化和科学上的价值界定，而更多是学术上的研判：中医能否因为诺奖而增加正当性，以及以植物化学为核心的中医药现代化是不是唯一出路。

尽管屠呦呦的获奖感言将青蒿素说成“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医典籍只是她寻找新型药物的来源之一，后续研究都是按照现代科学的范式进行。据此，中医界派生出两种看法，许多人觉得这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成功，而维护中医正统性的人认为这恰恰是对中医的消解。如此对峙的观点，或许也能解释中医在现代医疗体系中为何会成为一个难以自治的存在。 中医的衰落与扩张

把中西医当成两种完全异质性的医学体系来看的话，中医在近几十年发生的危机的确更为严重。在各自提供的医疗服务领域，西医带来的诊疗费用增长、药物滥用以及医患关系等社会问题多被归结为制度原因，而中医应对信任危机的能力显然更脆弱，无论是林光常、张悟本这样的神妄之辈被揭穿，还是用硫磺熏蒸当归这样的土法炮制工艺被披露，舆论都会把问题指向中医存在本身。

对中医的质疑无外乎那么几条：中医的理论体系不科学，疗效不可靠、不安全，充满了浮夸和谎言。除了列举成功治愈的病例，中医的还手之力显得很孱弱。固然是神秘化、巫术化的少数民间派中医搅浑了池水，更重要的原因则要归结为中医的理论解释系统并不能够像西医一样广泛“科普化”，要么是阴阳五行的陈旧话语体系，要么是过度迎合大众的鸡汤式“道门”。不独中医学界，甚至是像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这样的官员，高调推广中医药验方，使中医下沉到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来缓解看病问题，在宣扬他的特色医改时，似乎也不得其法。在微博上推广“食疗吃猪蹄”、“黄花菜熬水”等疗法，以及“打通了任督二脉”的说法都让他备受戏谑。

如果说中医真的已经到了衰落或者全面萎缩的境地，也就不会有诸多争议。每一次偶发事件之所以能荡起波澜，恰恰是因为中医在百年废存之争中依然顽强地生长。中医院在医疗体系中还是重要一极，中医药产业始终保持着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率，2013年官方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医床位资源增长速度快于西医，中医医院相关费用增速已明显高于综合医院。中医尤其是针灸治疗在海外也逐渐进入了主流的医疗体系中。

但是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参照系中，中医的确可以用不景气来形容，中医院普遍治疗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量低，中医院逐渐被关闭或者合并到西医院。医疗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因不能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中医的“简便廉验”特色也逐渐荒废，转而走所谓的综合性路线，以中医为门脸，靠西医诊疗赚钱。1994年，卫生部就做了中医医院的门诊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85%、病房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70%的规定，但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当了11年司长、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的陈珞珈曾向媒体表示：“我敢断言，几乎所有中医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他说，上世纪90年代，国家搞中医院评级和检查，各家中医院在检查时拼命多用中药，尽量少用西药。可检查过后，西药的比率就又上去了。中医院不仅大量使用西药，其中有条件的还大量做手术。“很多中医尤其是年轻的自信心是下降的，碰上疑难病，他们就推出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治疗疑难病和慢性病原本是中医的优势。”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国玮对《南风窗》记者说。

这就是中医面临的真实现状，它本身所仰赖的传统哲学体系和药理系统在实践中已经落寞了，而附着在中医这个招牌上的利益机制在壮大、扩张。与民国起始和建国之初相比，论争的社会背景和胶着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质疑它的公众那里，更重要的不是中医理论能不能相容于现代科学，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取舍态度，而是变形了的中医，是不是在加重我们的医疗负担以及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中医为什么会形成今天的状况？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经过官方和学界的提倡，继而成为中医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且延续至今。

而对于“中西医结合”的反思，近30年从未停止过。 “中西医结合”是与非

关于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即使是中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也很难说得清楚。前不久，著名中西医结合内科、心脑血管科专家陈可冀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西医结合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何谓“结合”的学术争议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得出定论。而且，对中西医结合的批评不乏来自海外的中医学者。中医界泰斗邓铁涛的加拿大弟子胡碧玲（英文名：Brenda Hood）就曾经公开指责中西医结合对传统遗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她看来，中西医结合作为中国大陆中医界的主流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治愈的病人都很多，但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也暗藏了中医的灭亡。科学在世界文化里的全面胜利，迫使中医去迎合西医的科学观。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后结果只会是丰富了西医而弱化了中医。

事实上，在政策层面，关于中西医关系的表述对思想界的这种看法也有所回应。2003开始施行的《中医药条例》提的是“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而到了2007年，《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则提出了“促进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到底是结合还是融合，中医学界可能据此要争论上一阵。但是在现实应用和科研方面，中西医的互补使用看起来要粗线条得多。

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中医和中医的病名来诊断一种疾病，像西医一样，同样需要借助大量的器械检查。而这种“互补”的思路也被西医看到了背后的好处和利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陈其广对《南风窗》记者表示，有两个“70%”非常值得关注，根据前几年的官方统计，公立中医院的医药收入，有大约70%不是中医药服务收入，而是西医药和检查收入，而另一方面，全国中成药的消费，有70%是西医院的西医大夫开出去的。“我曾经在广州调研时，问了一个知名中药厂的高管，为什么会出现中医开西药，西医开中成药的现象。他说实际上道理很简单，中医开一副饮片汤药，可能就提成十几块，顶多几十块钱。但是如果打吊针、开进口药，那就高得多。而西医开中药是因为，现在中成药的回扣比西药还要高。”陈其广说。

在科研上，评估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的整套评价体系同样来自西医。投射在中医学的教育上，封闭式个性化传承完全被规模化的学院教育所取代。尤其是自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民间中医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为人看病是非法行医，“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民间医生考取“执业医师证”门槛较高，如果没上过医学院而又不在公立医院供职，很难获得医师资格，医术传承因此而断。尽管学院教育也提倡读经典，但是正如当代中医名家所批评的那样，中医理论纠缠不清，难以在临床应用。以致大多数中医学生理论上很迷糊，临床实践难以很快开展，丧失了学中医的兴趣和信心。

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使得原本就不完善的理论系统和临床体系更加陷入恶性循环。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与之相应的治疗学均不能像原本期望的那样“与时俱进”。 屠呦呦因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中医现代化的真与伪

对整个中医学发展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如果把屠呦呦的获奖看成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那么“中医现代化”无疑是成功了，中国的植物化学物研究得到了国际认可。但是在传统中医的坚决维护者看来，植物药研究与提倡西医诊疗模式使用中药成药、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一样，都是以现代化名义下的“废医存药”。所谓废医存药，就是承认中药的合理和有效成分值得挖掘，而中医的理论体系应该被废止。

正因如此，屠呦呦的获奖才在中国医学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赞誉她对中医药带来的积极影响。诺奖宣布不久，有媒体采访了屠呦呦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同事柳长华，他极为感慨地说：“我亦喜亦忧，很高兴这种药物挽救了生命，但如果这是中医未来的必走之路，我觉得很悲伤。”

屠呦呦的方法与西方制药企业从全球各地的传统药典中寻找新药的方法几乎没有差异。在宣布奖项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也明确表示该奖项不是授予中医的，而是因为她使用特定的科学程序来提取活性成分，并且开发出了一种化学药物。

因此，得诺奖之前的屠呦呦在中医科学院实际上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位置，中医的地位需要她这样的研究者抬升，而另一方面，她的研究方法又的确无法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如果她的研究思路在中医界大行其道，不但不能发扬中医，反而会消解甚至消灭中医。

事实上，即便没有诺奖，屠呦呦的研究思路也已经相当主流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技部主导下的“中药现代化”战略早就把方向引导到了植物药向化学药发展。

1998年，科技部制定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并于次年作为一项重要科技工作内容列入了“九五”重中之重项目，由此拉开了中医药现代化科学研究与科技产业开发的序幕。此前几年，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等相关的研究和课题就已经开始。1997年，天津天士力集团的复方丹参滴丸以药品身份向FDA申报，成为我国第一例通过该项审批的复方中药制剂，即是中医现代化背景下的产物。

此后，这一战略不断在政策层面得到强化。2002年，科技部牵头制定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6年，科技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2006～2010年）》由科技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2007年，科技部等国务院16个部门联合《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一个庞大的产业就此形成、壮大，而关于中医现代化路线的反思，也随之而来。其中也包括曾经大力主张、亲身推动课题的研究者。

2002年，曾任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的贾谦教授写过一篇名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的文章。他不惜用“汗颜不已”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曾经在中医认知上所犯的错误。他说，自己曾经所从事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过分强调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过分强调分离提取，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医药与西医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些不够准确的提法误导了读者，也误导了有些部门的计划制定。”

不过，无论传统中医的支持者和坚定捍卫者如何拒绝变相的“废医存药”，将通过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来“验明正身”而不承认中医理论正确性的做法看成是对中医的异化。中医药的未来将与科技和创新相关联这条路，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就在不久前，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在珠海成立。联盟由中医药领域的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园区基地各方联合、共同发起组建，在科技部等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推进中医药国际标准推进、和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在这样一个涉及多方的庞大利益格局下，中医的维护正统性诉求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中医药管理体制的弊病

传统中医在今天的确处于不利位置。医和药的古老规律都被打破了。《执业医师法》通过之后，跟师学徒或世代家传的民间传统中医药从业者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合法的医疗系统之外，《药品管理法》执行后，药品监管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对中医药的态度也是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医和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食药监督局分开管理的思路也受到诟病，对中药材缺乏统筹监管，残留农药超标和粗制滥造盛行，所以业内才一直有“中医将亡于中药”的说法。

正因如此，一直未能出台的《中医药法》被寄予厚望。中医药立法议案最早由中医内科学家董建华、针灸大师程莘农等代表委员于1983年提出，直到2014年中，《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才对外。不过，直至现在仍未出台。陈其广说，现阶段中医药立法进展较慢，是由于目前的稿本里有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包括如何来界定“传统中医师”。

相关法律难产带来的后果是中医药乱象不断，包括中草药的化学处理、中成药配方问题、垄断定价问题、民间中医执业规范等。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中药注射剂的副作用问题及老牌中药的安全问题屡被披露。一个市场规模已经超过6000亿元的中医药产业亟待规范。

而正统中医的卫道思想和对西医化再造的抗拒不会随着一部法律就终结，每一次制度、政策以及社会层面的压倒性取向，都会引发他们的追问：到底中西医应不应该被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谁才是真正的中医？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难说有什么主流看法了。在庞大的产业和利益格局下，中西医争论也早已掺杂了太多因素。2009年之后的新医改对中医有诸多扶持和鼓励，但它并没有为现有医疗体系的负担减轻多少压力。中医很大程度上也仅将自身看成文化遗产，而非能够在医疗中举足轻重的完整体系，这是中医界内部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屠呦呦谈中医药

抗疟研究为人类健康贡献了来自中国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研究而来的青蒿素，这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礼物。

诺贝尔奖是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全面认可，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奖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荣誉，是“523”当年大家共同工作的同志们的荣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这样想，这个也说明了说的，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说明确实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用现代科学进行研究。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很多新的手段，假如能够两者结合起来，还会找出来一些新的药物。创新的问题，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次诺贝尔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激励，我们这五千年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古为今用，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这个单位很多领导我很感谢，大家多方面的支持，对医药有兴趣的，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努力。因为现在确实病比较多，健康问题也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