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所知与我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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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的初秋，一个人拖着沉沉的行李箱站在日本成田机场，即将开启留学生活的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许下了一个要学好日语的小小心愿。不曾想，之后的10年，我的青春都将在这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国里度过。
印象与真实
说到日本这个邻居，中国人的情绪往往是复杂多面、“爱恨交加”的。日本先进的科技、高素质的国民、严谨的学术态度、干净整洁的环境一直被我们褒奖；但另一方面，历史的伤痛却至今仍未痊愈，外交摩擦也时不时刺激我们的神经。正如2016年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再度下降，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日本人达到71%，中国人达到78%。
不得不说，对于@个邻居，国内不少普通民众都在某种程度上抱有成见或持有一些刻板印象。留学之初也常常有朋友关心地问我：“日本人没有欺负你吧？”“他们不会歧视中国人吧？”又或是劝我：“千万不要嫁给‘小日本’，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
如今，媒体高度发达，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日本。但对于10多年前初到日本时的我来说，对它所有的认知几乎都是建立在教科书上的。正因如此，当我真正开始在日本生活时，印象和真实的冲突才会尤为明显。举个例子，在还没有走进学校之前，分类扔垃圾是在日本必学的第一课。房东交给你钥匙的同时会递来一张“垃圾分类指南”。有人会问，扔垃圾还用学吗？是的，在扔垃圾这件事上，日本人喜欢凡事都做到极致的国民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简直可以说把它做成了一门学问。
分类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呢？以雨伞为例，伞架属于金属，伞面属于布料或塑料，需要在不同的日子里扔；大家常用的可乐瓶，瓶盖是一类，塑料商标纸是一类，而瓶身还需冲洗干净、晾晒、压扁后才能扔……到日本留学之前，在国内接受的环保教育总是停留在书本或宣传口号上，到了日本后，我才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环保。除了有法律和罚款的约束，日本人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对孩子进行环保教育，直至每个家庭都愿意付出细小琐碎的努力，为国家减少大量进行垃圾分类的人力物力。到过日本的游客几乎都会由衷地称赞日本环境干净整洁，却甚少有人了解日本国民背后严于律己的付出。
留学让我学会真心地接纳
走进日本高校，不难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国际留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是较低的。因此，日本政府于2008年提出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对吸纳留学生非常积极。
回想当时，初来乍到的新鲜感一过，扑面而来的就是学业重压。虽然日本同为亚洲国家，历史上与中国多有交集，但现代日本的社会文化还是与中国有着很大差别。和赴欧美留学一样，到日本留学也需克服语言障碍、教学方式差异，以及孤独无助感。“较真”的日本社会不像国内的人情社会，老师们不会因为你是留学生就特别照顾，更不会为你另开小灶。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千叶大学有一项非常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学校为了帮助留学生度过最初的适应期，而特别导入了一种“Tutor（导师）”制度，主要的运作方式就是在校内招募一批对国际交流感兴趣的日本当地学生，支付一定的酬劳，让他们与留学生组成一对一的组合。大到课业、小到生活起居，“Tutor”都会像好朋友一样伴在左右。
我曾有过两个“Tutor”，一位是同年级的女生，一位是前辈级的男生。两人并没有约定，但却自然而然地分工帮助我：女生带我观光、逛街购物、去迪士尼，教我化妆、做日本料理；男生则教我选课，指导我学日语，一起啃专业书，辅助我发问卷、写报告。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异文化的适应过程。这种制度不但能让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快速交到朋友，也可以拉近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之间的距离，让他们相互学习，让学校真正做到无国界。
回国后，我成为了暨南大学的老师。众所周知，暨大是一所典型的侨校，学生中有很多华侨子弟和国际留学生。然而，即便异文化交错的现象已在暨大存在多年，如何更好地帮助和促进国际留学生的适应和融入仍是一大难题。我现在的学生中就有几位日本留学生，和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在中国留学4年，可真正的中国朋友却很少。在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他们也像我当年一样面临语言难关，但却没有可以求助的中国同学。另一方面，我也听到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借助侨校的平台结识更多国际留学生，却苦于没有契机。如果我们也尝试导入“Tutor”制度，这些问题或许会迎刃而解。
说到和日本人的交流，更让我感激和钦佩的是年逾古稀的中田夫妇。我和中田夫妇在一次由千叶市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中相识，他们都是这个组织的义工，已为国际交流义务服务了近30年。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他们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家做客，让我体验地道的日本文化，如穿和服、吃寿司、过日本新年，甚至在我的父母去日本探望我时，不辞辛劳地充当导游。不过，切勿以为中田夫妇只是对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人友好。当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需要每周去医院接受治疗时，中田夫妇整整5年风雨无阻地开车接送，直到孩子康复；当菲律宾留学生结束学业离开日本时，他们的孩子想继续学习日语，中田夫妇又把日本每年最新出版的国语教材寄给他们，让孩子在离开日本多年后仍能记住标准的日语……中田夫妇让我认识到了真正的国际交流――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地位，平等、友好、全身心地接纳和帮助他人，他们是我心目中十足的“人格者”（在日语中指人格高尚的人――编者注）及和平使者。如今，我虽然离开日本了，但我们仍定期通邮了解彼此近况。像中田夫妇这样热心于国际交流的人士，千叶市教科文组织里还有不少。在我的眼中，渺小的他们代表了真正的日本，与他们交往的一点一滴凝聚成我对日本的全部记忆。
当然，留学的经历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带有天然的热情，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仍有一些日本人还没有一个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机会。“中国人都如此可怕吗？”2012年，当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日本老板娘如此问我。其时，餐厅里的电视上正播着中国各地反日游行的新闻。
日本是一个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国家，普通民众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国际社会。日本媒体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度是相当高的，但其叙事框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回国后，我曾对居住在广州的日本人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认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他们亲身体验的中国社会现状不相符合，近9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媒体的负面呈现较多。可想而知，这一方面造成了日本人对中国认知的模糊和偏差，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他们在还没有机会接触中国人之前就形成负面印象。
幸好，现在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学生选择到日本留学，这相当于给了中日民间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中国样本”，中国留学生和日本人之间能通过实际接触而逐渐扭转历史留给彼此的固有形象，慢慢卸下成见的包袱。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华学习和工作，譬如广州就有近万名日本侨民。我相信，他们也会把切身感受带回日本，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使者。为了让他们了解和体验真实的中国，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似平凡，但其背后的“草根式”力量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