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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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己是一种中药，性味苦、辛、寒，功能为利水消肿、祛风止痛，主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湿疹疮毒、风湿痹痛、高血压。这药名有趣，“防己”？古人为何起这么个名字？有“每日三省吾身”的味道。在这欲望浮躁的世道，“防己”之说弥足珍贵。

成都的户籍改革也很珍贵。成都故事的开端是政府用了七年时间加大投入三农。2003年成都地方财政的三农支出仅十亿元人民币，2009年这一数字达一百九十二亿三千万元，六年间累计投入五百九十四亿八千万元。2004年成都城乡人均在教育、卫生和社保等方面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是一千五百四十二元零八角，2009年已缩小到一百三十六元零二角，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差不多找平了。

这是政府的很大的成绩，但这也是政府应尽之责，不必表扬。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了，中国公民一直被城乡二元化所割裂，城乡差别一直撕咬着中国社会的公平。如今成都政府正在自掏腰包消除这种割裂，这是纠错，是回归，是反哺。反哺就是孝顺，孝顺还应表扬吗？

说是反哺，但欠账六十年了，哪个政府能还得起？有啊，许多地方政府都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近十来年，各地政府都找到了诀窍，就是土地资本化，农地非农化，政府获得征地差价，以及近年对增减挂钩置换土地收益的截留――这就是土地财政。这不是秘密，是经验，是模式。但却被批评为以城市化为名圈地，更进一步地剥夺农民，街道铺平了，农民上楼了，但老窝被刨了，土地改姓了。于是，鸡飞狗跳，上访自焚。

如果说官员都是坏蛋，为了政绩，为政府财政聚集资金，甚至为了通过征地而自肥，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坏人有，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出于公心的，是试图发展经济提携农村的。然而做好事也得守规矩，此间最大的规矩是《宪法》，土地和宅基地是农民集体所有。

正当众多官员坏规矩时，成都出故事了。成都的做法是：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为城乡户籍统一和城乡居民自由迁徙提供了基础保障；而政府提供的基础保障，不以农民进城以及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等财产权为前提；农民如何置换自己的财产由农民做主，政府闪开。

实际上，如此做法成都政府也是有担心的，即城市承载能力。具体有两点，一是住房保障体系的承载力，二是大量人群对教育和名校的需求压力。成都官员说：“大不了到时候转移支付”――成都政府还是要把压力自己扛。在现今维稳的气氛下，官员能承担风险、自掏腰包、奋勇前行，此乃一勇。

这样，有了政府财政投入搭建的保障框架，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市场调节了：农人要算进城的成本账，在对成都一万两千八百五十五名农民工和农人的调查中，超过60％“不愿放弃农村资产进入城镇”；土地置换的溢价不再补政府，掌握在农民手里效率更高；有农民进城卖地，也有城里资本下乡，资本的双向流通都通过市场，是金融资本、土地、人力技术等各种要素通过市场选择和对价实现的；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农人这辈子进不了城也许下辈子会进，而这与当期的政绩无关，这就要求官员有大局观和历史理念。

农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不是尖端难题，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台湾。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益取舍。成都故事意味着――政府尽了反哺的义务，却不谋取土地利益；这个利益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所赋予的：农地入市须经过政府征用；成都市政府挥刀砍自己的土地财政，“这样下去就要破产了”，政府革自己的命，成了革命对象。

我从来认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府也罢，都不会自我裁戒，不会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但眼瞧着，成都竟然正在上演这个奇迹。这是什么？是伟大。如果成都的故事圆满成功，政府脱离了土地财政，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堪比计划生育。

还得说一下防己。有资料说，防己生长到一定时日就会衍生侧根，会在不知不觉中与主根相缠，直至整个防己纠结而死。成都正在清理自己的“侧根”，那些妨碍经济发展、伤害社会公平的行政毒瘤。历史应该记住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记住成都的诗意。

【原载2010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